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

陈澧由于受阮元及其所创设的学海堂学风的影响,为学尊尚汉学,并在文字音训考据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研究成就。但是,由于受到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忧外患的冲击,陈澧中年以后的治学旨趣发生转向,他一面批评汉学末流空疏无用,一面表示应该兼采宋学之长,并将学风看作扭转世风的根本之策。不过,他虽然关注时局、主张禁止鸦片、重视科技实学和工商业,但其言论与著述无非是为了发挥传统儒学中“道术”对“治术”的佐助作用,即以学术来调节社会现实危机和世道人心,而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时期所遭遇的社会总体性危机。     

论易堂文论思想的学术背景

易堂九子经世思想有着明显的史学特点。与程山七子论争之分野,表明易堂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积理＂、＂炼识＂的文论思想是易堂为纠正明末学风和探索学术新秩序的自觉实践。     

论戴景贤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

戴景贤是钱穆去台湾后的第一个及门弟子。他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整体”的角度解读钱穆学术思想的学术特色 ,认为钱穆的学术既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特殊性 ,既具有历史性 ,又具有时代性 ;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探求钱穆义理思想的根源 ,认为独特的儒学观是钱穆学术思想的核心。戴景贤的解读虽然不是全面的 ,但却是独特而深刻的。     

建安学风与文风探论

一个时代的学风,必有与这一时代文艺相贯通之处;一个时代的文艺也必然会受到该时期学风的影响。建安时期的学风在传承上介于汉魏之间,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化过渡阶段。建安文学深受当时学术思潮、社会风尚的影响。从务本、尚用、博涉、通艺等四个层面考察,建安学风与文风尤其是建安诗风之间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

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     

钱穆论新亚教育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将他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在新亚书院付诸实践。他提倡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宗旨,沟通中西文化,正确处理校风与学风、求学与做人、学业与事业、事业与职业的关系。他提倡的通识教育被延用至今。钱穆对高等教育的深刻阐释为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钱穆接受的素质教育

重读国学大师钱穆著《师友杂忆》，记其中学读书事，越读越感慨。上个世纪初。钱穆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其同学中有一人就是后来的刘半农：有个小他两级的师弟，就是后来的瞿秋白；有个老师，竟是文史大家吕思勉。一个不起跟的学校，走出这么多耀眼的人。一定有其独到之处。而钱穆记录的几则师生轶事，恰可体现彼时的学风。即，讲规则，有错必究；重个性，全面发展。不拘一格。     

陈澧《忆江南馆词》简论

陈澧是清代词史上的一位重要词人。参加越台词社对陈澧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为陈澧词突破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此说不确,事实上陈词正属浙西格调。陈澧词向有“学人之词”之誉,无论是从岭南词史还是整个清词史来看都值得重视,且这种特质还有功于清词词境之开拓。另外,考察陈澧词有助于对浙西词派后期的发展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钱穆的历史文化构成论及其中西历史文化比较观——对钱穆历史文化哲学的一个审视

钱穆认为,历史和文化是同一的,历史文化是由经济(物质生活)、政治和精神(思想)三个层面构成,而精神的核心又是道德。钱穆进而从这三个层面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指出道德是历史文化的本体,具有终极意义。中西历史文化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内倾文化,而西方则是一种以物质经济为本的外倾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正途。钱穆的历史文化哲学及其中西历史文化观,既有其提出的时代合理性与现实价值。也反映了其历史局限性与民族文化本位论。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叙理成论,披文入情——评袁济喜著《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

1925年铃木虎雄在《支那诗论史》①一书中指出三国魏之后中国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他说:"魏以后……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底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1](P47)在鲁迅一次演讲中提及这个观点②之后,文学史家如刘大杰、罗根泽、王瑶、游国恩、钱穆、余英时等都从不同角度述及这个观点。③所谓"文的自觉",一则     

约翰·邓恩《跳蚤》主题论析

发生在《跳蚤》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智斗＂呈现出一种互动的对话关系,而作为这场＂智斗＂的见证者——＂跳蚤＂——则体现和强化了诗人＂活在当下＂的时代情绪。倘若把诗歌中男女主人公的互动式＂对话＂同贯串全诗的跳蚤意象结合起来思考,则不难发现：《跳蚤》一诗实质上是诗人内心深处互不调和的两种道德观念激烈斗争的外化表现。毋庸置疑,诗人的这种灵魂双声性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     

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论江泽民的学风观

江泽民的学风观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心 ,三个着眼于”的学风建设的根本途径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理论联系实际是江泽民学风观的实质 ,而创新精神则构成了其学风观的灵魂。     

论学风建设

本文分析了学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培养优良学风是我们加强学风建设的目标,同时指出学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张舜徽先生论常州学术

张舜徽对常州学术的理解不同于其前的清学史家。他以常州地区特有的学风与宗尚为关怀来研究常州地域学术,其观察着眼点不在于具体单一的学术形态,而在于常州经世致用的内在学术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张舜徽以＂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为标准建构了囊括常州今文经学谱系成员及常州其他学者在内的常州学术谱系。张舜徽对常州学术的独特理解突破了长期以来理解常州学术的＂公羊—今文＂典范,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他之所以有如此理解,原因在于他以＂经世致用＂为依归的学术旨趣。     

论高等学校学风、教风和考风的建设

学风、教风、考风是一个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追求共同目标时长期努力而形成并反过来影响自身言行的一种有特色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校风格,是学校全体成员的精神面貌、思想作风的外在表现。学风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教风建设是改善学风的有力支柱,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考风建设与学风、教风建设不可分割,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学风、教风、考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学校确保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保障体系。     

论冯至新时代诗歌人称话语之再变奏

告别40年代对生命存在的沉思鸣唱,50年代的诗人冯至又一次来到诗艺道路的十字路口。在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前,诗人与存在主义内省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渐行渐远,不由自主亦是心悦诚服地随波逐流,被时代之流裹挟而前。由是其诗性自我消融在时代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洪流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导致艺术水平的滑坡。这一退变映射到人称话语运用上,虽然其表面形式与40年代相比并无二致,均以＂我们＂为核心,但其内涵实质已然发生巨变：由40年代存在主义＂形而上＂的言说主体沦为平庸功利的政治话语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