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新视野——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最近拜读了阎占定教授的新作《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一书,这是目前国内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关系的著作.全书有10章,近30万字,其中针对当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乡村治理两个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和见解.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诞生,改变了农业资源的分配格局,在使农户增收的同时增强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信任与认同,进一步提高了其规模化与组织化程度;在改善农户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正是由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有的功能和张力,与市场竞争、农产品特性、农户个体生产的弱势特点及内在的经济利益相契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使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它对乡村经济的深度影响无疑会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起点。只有正确处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才能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和齐头并进。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嵌入式治理：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以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例

以田野政治学为视角,选取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个案,通过建构“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可以通过组织嵌入、过程嵌入与行为嵌入三种机制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弥补乡村既有治理结构的功能性局限。组织嵌入、过程嵌入、行为嵌入以及彼此间的嵌入程度影响协商民主整体嵌入性,进而深刻影响乡村治理效果。当然,嵌入性并不排斥自主性,“高嵌入性-强自主性”形成的嵌入性自主,是协商民主嵌入式治理的理想类型,也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合作博弈：乡村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基于社会互构论的阐释

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野,运用交叉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乡村贫困治理的地方性实践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并非整体性的静态固化格局,而是因不同的互动情境呈现出多元性的动态实践特征和持续演化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程度低、策略性行动强的“合作博弈”的实体关系。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寻求贫困治理合作的可能性,贫困治理的目标一致程度和行动主体的利益契合程度是影响二者博弈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借助于这种互动模式,社会组织在当前行政治理体系异常强大、社会主体性发育水平尚处低位的时代背景下,嵌入到乡村发展场域中,不仅发挥了贫困治理的实际功能,还获得了组织自身的发展空间。不过,由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合作博弈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呼应政府部门偏好为核心特征,从而强化贫困治理中工具主义导向的事本逻辑,而更长远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直接、最有效的作用,就是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组织化程度,形成有效的建设力量,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在推动乡风文明、改变村容村貌、健全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该文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当前农村发展的现实,用"五个迫切需要、六个有利于"阐述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用"五个始终坚持、三个正确把握"阐明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用"四个重点围绕、五个切实加强"提出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重点及措施。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困境及政策建议

从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则停滞不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主要面临认识模糊、法律地位不明、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新形势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出路在于：取得法律地位,加强协会功能宣传,获得政府与社会广泛支持;明确组织功能,加强与合作社的相互融合与协调发展;规范组织管理,增强协会自身发展能力。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两种模型。两种制度变迁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历了由政权组织形式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转变的曲折过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行政色彩过浓。只有重新进行资产组合、运行方式、利益机制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才能确保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运行。     

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解读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研究指出,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成长为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自治性不断增强,形式日益多元,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农民权益保护的现实状况,认为农民权益存在3个维度的缺失,即经济权益缺失、政治权益缺失、社会权益缺失.探讨我国农民权益缺失的成因,指出制度、市场、政府三重失灵的困境致使农民权益缺失.对“第三部门”理论进行反思,从公民主体性社会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的相会关系出发,构建新型的农村社区保障模式,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将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进行优化,以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为出发点,提出构建社区保障模式,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加快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以发展促规范,以发展促保障的路径.     

兰考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调查报告

文章以兰考县五乡五村为例,对2003—2009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进行考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提高耕地规模经营和利用率、增加农业收入、改善社会关系、形成主导产业生态化等方面,与小农经济具有质的区别;其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表现在村两委主导型、能人带动型、公司＋协会＋农户型、股份制公司型等四种合作社类型在结构和功能上均存在一定的不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内因在于农民合作发展与农村能人带动的对立统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对立统一的本质规定,外因在于以宏观政策为主导、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本研究提出了国家应坚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实践方向等建议。     

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契机,但其自身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支农资金投入比例、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积极探索实现形式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