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章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个主要部分如节日民俗、民间艺术、人生礼俗、民间知识等的产生与传承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民间信仰是我国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之源和生存土壤,提出了要保护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民间信仰的问题。     

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下的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以广西红瑶为个案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是当前的一大理论难点,有必要从人类学整体论出发,讨论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问题。民间信仰是广西红瑶传统节日、传统知识、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学等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抽离信仰使这些生活内容变得躯壳化。对其加以保护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仰为一个复合的文化整体和社会事实,实现活态传承。     

民间信仰文化遗产化之可能——以布洛陀文化遗址为例

在我国,民间信仰长时间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在特殊的时机下,它也可能借助适当的外包装,成为被允许并被弘扬的对象.本文以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遗址"为例,介绍民间信仰在学者和地方政府等努力下被置换成国家政府承认的人文始祖信仰和民族文化遗产的个案,讨论布洛陀文化遗址建构过程中的各方力量及其背后的动机,指出民间信仰与国家正祀具有转换的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保护探讨——以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为例

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包含了诸多的传统基因和时代元素。在始祖信仰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保护原则具体指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和局部性原则。土家族始祖信仰谱系结构中的文化基因包括明确的对象和具体内容,是可以分析和把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保护具有可操作性和特殊意义。     

满族当代民间信仰——以四平地区为例——满族民间信仰调查之二

满族民间信仰是满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满族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满族文化的演进走向以及满族的个性发展都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客家民间信仰文化及其保护研究——以信丰古陂“蓆狮舞”为例

近些年来,已有一部分客家民间信仰入选为省级或者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中信丰古陂＂蓆狮舞＂有着相当高的观赏艺术价值、研究价值、文化交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客家民间信仰民俗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信丰古陂＂蓆狮舞＂是客家文化与中原艺术共同浇灌的一株花,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龙＂、＂狮＂民俗文化上,具有深远影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缺乏传承人和青年观众、缺失新意等不利的生存环境。     

板龙灯文化发展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九溪板龙灯为例

民间社会的自发运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九溪板龙灯传承的内在动力,国家权力的进入是九溪板龙灯发展的外在动力,两者的结合促进了九溪板龙灯的兴盛,民间社会因此开发并保护了自己的领域,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复兴,而国家权力也得到认可,地方经济文化也实现了蓬勃发展。     

略论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变迁 ——以盘瓠信仰为例

从“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制度性”与“分散性”三个方面看,盘瓠信仰具有典型的“民间”特质,其变迁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变迁提供了颇具典型性的观察案例。改革开放以来,盘瓠信仰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开始有了逐渐复兴之势,但复兴之中的盘瓠信仰如同大多数民间信仰那样,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有进一步“弥散化”的趋势,即它的“宗教性”在逐渐减弱,而“民俗性”在慢慢增强。     

浅析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产生的心理背景——以汉代民间信仰为例

信仰是早期人类面对大自然的严酷而感到自身软弱无力的必然产物。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下,人们感到恐惧,依靠个人力量难以与大自然和社会压迫的强大力量抗争,这就促使人们产生对超现实力量的信仰,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神力来消除恐惧,摆脱苦难与困境,实现依靠人力难以实现的目的。祈福避祸的心理需求则成为信仰产生的深层底蕴。     

传承人、民间手工技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东昌府木版年画保护为例

传承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部分民间手工艺存续及传承的核心.当前,学术界关于传承人的研究多停留在主观的理论保护想象上,未能从其主体地位、社会角色与手艺人的日常生活等方面来反映传承人群体内部的声音,未能将其置于乡村生活的大舞台中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乡村手艺人的视角审视其自身传承的民间手工技艺及其在当今的境遇,努力知晓传承人如何看待其自身、传承的项目及其他,通过被保护者的视角审视我们的保护工作和部分民间手工技艺的境遇.这对我们反思业已开展并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保护工作是极为有利的.     

民间信仰起源传说的嬗变——以潮州双忠信仰为例

钟英于北宋熙宁年间携双忠神物入潮阳的传说始于元代,而明清以来,官绅等不断复述、增添及丰富了许多内容,努力重构双忠信仰的起源历史,并制造实物证据。潮阳县城赵氏与双忠信仰紧密结合后,催生了赵嗣助携神入潮的传说。韩愈曾刺潮为张巡、许远辩白,双忠公成为潮阳县城的守护神,这些史实为其他入潮传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宋代三教合一信仰格局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以安岳、大足石窟造像为例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认为由儒学代表的文明在宋代得以扩张并确立生活伦理同一性。此论阐述的乃是时代的宏观趋势,揆之具体的历史语境,宋代各种思想、信仰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同为柳本尊信仰道场,南宋末期修建的大足宝顶山石窟相对唐末五代修建的安岳石窟,在造像题材中有意识地彰显孝亲观念。同时,自残、符咒等违背孝亲观念,带有挑战官方伦理、政治秩序的题材也未被摒弃。这一表面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状况与儒释道三教合一信仰格局的形成及其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论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与接受——以掠剩神信仰为例

以掠剩神信仰为中心,探讨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轨迹,神灵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传播的影响;并从信仰接受的角度,讨论信众的个体性因素对神灵信仰演变所起作用及二者间的互动机制。     

城镇化建设与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以黔西南地区为例

城镇化及其工业化建设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山地“文化圈”的传统,也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祭祀圈”的传统,使得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城乡结合部,成为讨论黔西南城镇化建设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民间信仰发生机制的符号学解读——以四川江油及台湾地区哪吒信仰为例

本文尝试将卡西尔、苏珊·朗格、洛特曼、格尔茨等人的符号学理论用于对哪吒形象的文化解读。力图从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两大维度,立体认识哪吒形象的符号学意义,并运用发生方法学的方法,详尽剖析哪吒文化中的神格定位,分析其传播过程的符号发生机制,并相应考察其在传统文化继承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涵与功用价值。     

徽州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考述——以黄山学院图书馆藏资料为中心

遗存的徽州文书、徽州宗谱、徽州地方志、古籍图书中,蕴藏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这些资料较真实地反映了徽州民俗活动、文化空间场所、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等。解读和研究这些资料,旨在为原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参考依据;并在了解资料内容、型式和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技术存储管理资料,更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服务。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多神祗中,关帝、观音、妈祖是信众广泛的大神,它们的信仰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长盛不衰,并拥有广泛的信众,遍跨许多国家.其信仰崇拜的原因在于人避灾祈祷的功利实用目的和态度.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给人们精神支柱,起安定社会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有助于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现代化.     

民间信仰的生存状态与组织模式——以青海省湟中县徐家寨六月会为例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现象,其生存状态与组织模式,有利于我们了解民间信仰所营造和实践的多样性、宽容性的信仰环境和宗教文化,是我国各种宗教、各种信仰包容、和谐、和睦共存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