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休闲哲学的三个维度

文章从三个维度讨论《周易》的休闲哲学:从本体论的维度出发的“得休忘闲观”是《周易》休闲哲学的形上之思;着眼于功夫论的“执休用闲观”体现为《周易》休闲哲学的日常生活方式;而生存论的《周易》休闲哲学则破体用,破形上与形下之区别,谓之本然状态的“休闲正命观”。《周易》休闲哲学的这三个维度同时也是中国休闲哲学的普适维度。通过这三个维度来探讨《周易》的休闲哲学,不仅对于把握《周易》哲学之底蕴,而且对于洞悉中国休闲哲学之奥秘与发展脉络都非常重要。     

《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本篇侧重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红楼梦》哲学是“无”的哲学,是“心”的哲学（形象性的心学）,其最高的哲学境界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其哲学视角是“天眼”、“道眼”式的大观视角。其哲学方式是好与了、观与止、色与空、阴与阳、真与假、是与非相通为一的“不二法门”。《红楼梦》作为异端性诗化的心学,与儒、道、释相关而自成一格局。     

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兼论朱熹的“小学”与“大学”观

与马修斯强调的儿童哲学相比，朱熹的儿童哲学偏重于“成人哲学”与“家庭哲学”。因此，如果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作比较，朱熹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这里的“没有儿童”，是指朱熹将儿童视为成人教育的前期阶段，表现为他的“小学”与“大学”的同构性。同时，朱熹在讨论儿童哲学时，主要是以成人与家庭的视角进行探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儿童观在哲学语境的兴起还处在萌芽阶段；二是中国传统呈现为家国天下一体，儿童是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基于此，儿童无法形成马修斯主张的完全“主体性”，父母也不存在为儿童“释放权利”的要求。因此，朱熹希望通过父母和师长的干预使儿童形成上达“天理”的伦理目标。在这一点上，父母和师长构成儿童上达天理的中介。但是，儿童对父母与师长的干预不是消极的“服从”，父母与师长对儿童的干预必须在道德本心的前提下才有教育的有效性，即对儿童而言，“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达到成人与儿童互相限制的教育情景。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劳动思想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劳动伦理是劳动思想的重要内核。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思想经历了奠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奠基阶段的发轫之作。其中所蕴含的劳动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包括：劳动本身应是劳动者的内在需要,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自由生命的体现;劳动过程应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劳动结果要体现公平性、彰显劳动和劳动者的尊严与价值等。深入挖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的劳动伦理思想,并以此实现“人之为人”劳动伦理的现代转向,对明晰劳动者主体地位、反思劳动道德失范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周易》之“时”的哲学意蕴及重要意义

"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周易》文本与哲学思想的核心术语和观念之一。《周易》时哲学之文本质料--"时机""时行""时止""时位"是中国古代哲学对"灵动"易"时"所做出的智慧哲思,其体现了变易性、应因性、创造性等文化哲学意蕴。就意义而言,作为生活的智慧和行动的哲学,易"时"的思辨性设计--"见几而作""亨行时中""与时偕行"等更具行动性和使命感,它因始终贯穿着行动精神而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实践论》《矛盾论》

文化哲学建设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不短的历程,尽管还存在着诸多疑问和争论,但是,面向中国文化特殊性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文化视域已经在哲学层面上生成。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提炼、概括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穿透了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的神秘外壳,消弭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沟壑,重铸了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领导力量。因此,在文化哲学视域中,笼罩在《实践论》、《矛盾论》之上的一些历史尘埃可以得到澄清。     

儿童哲学课程中的教师：角色与任务

马修李普曼创建的儿童哲学课程（philosophy for children即P4C）以“帮助构建更好人生”和“不以知识为最终目的”的指导思想，通过哲学的教育内容、教学材料和教学方式形成其独特的教学模式以实现培养儿童哲学思维的任务。独树一帜的课程模式给教师带来了新的角色形象，教师成为这场哲学教育实践中的共同探究者、促进沟通讨论者以及自我进步者。随着新的形象也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要求儿童哲学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进行持之以恒的教学实践练习。     

论朱熹的《大学》观

旨在探讨朱熹的《大学》观 ,即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中所体现的理学思想。朱熹通过对《大学》文进行补移 ,将其变成宣传理学思想的理想蓝本。他在解释《大学》的过程中 ,利用理学中的理气、心性等命题完成了对于《大学》中明明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 ,并指出了至于至善的方法与途径     

朱熹、王夫之哲学比较——兼论王夫之对朱熹理学形上根基的颠覆

朱熹与王夫之一个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一个是气学之集大成者。两人对理与气的不同推崇通过理气观、道器观、有无观和动静观全面展示出来,恰成对立之势。这种对立并非偶然,而是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王夫之自觉批判理学的结果,他的哲学建构便是对朱熹哲学形上根基的颠覆。有鉴于此,朱熹与王夫之的哲学不仅表明了两人哲学的差异,而且直观地展示了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分歧。     

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

毛亨和朱熹《诗经》解释的不同特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二者对《静女》一诗的不同解释上.在解释视角上.毛亨强调"经世致用".朱熹主张"以诗解诗";在解释程序上,毛亨以"诂一训-传"为特定程序.朱熹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在解释方法上.毛亨着重"以意逆志".朱熹突出"视界融合".而这种种不同.又是由于二人《诗经》文本观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教育观

在当代中国,教育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我国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在我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刻解读,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教育观,并把《提纲》教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适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使中国教育得以更好地发展。     

《老子》与《易传》:中国诗学中意象论的哲学源起

《老子》与《易传》是中国哲学"象"论的滥觞,也是中国诗学中意象理论的哲学起点。在意象营构的心理机制方面,《老子》崇尚返观内视的理性直观,《易传》强调外部"观取"的感性直观,而凡直观都关联审美想象。在意象营构的符号机制方面,两者都涉及了中国意象理论的基本命题,即"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大象"不为名言所订制,"辞"却是"易象"符号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并形成了辞象互动以尽意的局面。而无论"言不尽意"抑或"言中事隐",两种"象"都具有"以少总多"的特征。在"象"的价值论方面,两者有求"虚静"与尽人事的分歧。而两种"象"所蕴蓄的创造力,决定了中国诗学审美意象的精神内涵与审美风格,即生机与人文的有机融合。     

《周易》“观”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义

《周易》“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其通过观“天地”、观“生”、见“情”、观“会通”以及观“卦”等方式,达到明察、教化、颐养、建制和通情等目的。《周易》“观”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观”之见解的滥觞,直接启发了“观物取象”的审美方式,构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重象写意”传统,对中国乐、诗、画等领域的文艺创作理念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中国美学有原初性的指导意义。     

试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就其主题、方法、内容、观点、成果等而言,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已经具有了自身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包括基本立场、研究对象、主要方法、理论意旨等要素。其中,中国特色这一基本立场的形成,依附于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表现在比较研究与学术对话中。相应地,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只限于《资本论》的笔记、手稿、定稿、书信,更应囊括中国道路之于《资本论》思想精髓的检验与发展。实现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的有机结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导向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方法论依据,例如,研究逻辑与叙述结构的变迁,观照与把握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当今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资本论》当代价值之重估等。不仅如此,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还应置于世界历史发展中并产生意义,方可具备完整的形态。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万百安英译《孟子》之现代哲学注释研究

《孟子》英译迄今已近两百年，不同时期风格不一的译本不断推动先秦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万百安于2008年英译的《孟子》以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为基础，辅以译者本人的现代哲学注释，并融入了中西儒学研究成果。从文化视角考察万百安《孟子》英译本的形成背景及其哲学注释的特色，可以发现万百安通过详尽完备的注释，使古老的中国典籍走近现代英语世界的大众，促进了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接受。万百安中西合璧的哲学诠释方法也为我国儒学现代化研究和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借鉴。     

“诗意童年”与“社会启蒙”——从《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看中国近现代儿童观演变

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主流儿童观“目的论”与“功能论”倾向异常显著.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中国社会对于儿童的“发现”,其标志之一就是童话集《稻草人》与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前者体示了“童心”与“启蒙”的交汇,后者则表达了“想象”对“时政”的涵客,两者都是新型儿童观复现、传播、迁移、衍生的表征.尽管如此,但就内在构成与价值蕴含而言,《稻草人》与《大林和小林》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儿童本位”之儿童观.此间,中国现代儿童观演变之路只走完了最初几步,前路依然崎岖而漫长.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哲学视阈下的儿童提问及其教育意蕴

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其提问颇具哲学色彩。基于哲学视角的儿童提问经常涉及到三个领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提问、对逻辑问题的提问、对伦理问题的提问。成人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忽略、敷衍儿童的提问,殊不知儿童提问是儿童精神发展的需求。儿童提问有以下五个方面教育意蕴：儿童是一个宝藏,需要用科学的儿童观重新去认识、解读;呵护儿童爱提问的天性,善待儿童的精神萌芽;摒弃优越感,尝试向儿童学习;守卫童年,避免儿童被过早的成人化;以儿童哲学为载体,挖掘儿童的哲学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