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跳桥”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广州为样本

广州市内愈演愈烈的"恶意跳桥"行为对城市的交通秩序造成了巨大危害,不动用刑法已无法防止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恶意跳桥"这一非法维权行为必须纳入依法维权的法治轨道。"恶意跳桥"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其侵犯的法益是社会公共利益,不仅直接造成巨大的救援开支,因拥堵而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计算。"恶意跳桥"行为属于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行为,对情节严重的"恶意跳桥"行为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规制

高利贷行为应否入罪、如何入罪,须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准确界定高利贷行为内涵的基础上,针对普通高利贷和暴利贷两种不同类型,从形式层面进行民事、行政和刑事的违法性判断,从实质层面进行公平、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评价和选择,以寻求高利贷行为入罪的正当根据。普通高利贷具有民事违法性,刑法不宜介入,但可追究催讨强索高利贷等衍生行为的刑事责任;暴利贷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但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前置法条件,因而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可通过对催讨强索等高利贷衍生行为的刑法认定,追究高利贷者直接实行或参与实施相关犯罪的刑事责任。     

“知假买假索赔现象”的理论阐释与法律规制

知假买假索赔的“王海现象”存在其理论依据。消费者不仅是市场个体 ,同时也是消费者群体的“代表” ,知假买假属于消费者 ,其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是消费者“代表”身份的行使。知假买假行为存在双面效益 ,必须对知假买假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使其更加规范化 ,尽量减少其负面效应。     

消费者概念之法律意义的再审视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立法所界定"消费者"在概念上存在的缺陷,并从消费者的社会功能角度以及完善相关立法的目的出发,探讨了"知假买假"、"医患关系"中的"患者"等典型案件中的消费者概念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借鉴各国对"消费者"的定义的基础上,对完善消费者概念提出了一些治理建议。     

刑法规制假冒专利行为的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假冒专利行为日益多发,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司法实践中的假冒专利罪案件几乎为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刑法中的假冒专利罪存在难以适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相关法条的适用范围受限,专利行政执法中"以罚代刑"现象比较普遍,司法实践中假冒专利罪的入罪标准过高而法定刑较低等。为强化对假冒专利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当严密法网,将冒充专利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降低假冒专利罪的入罪门槛,取消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刑法保护;废除对假冒专利行为的刑事自诉程序,加强公力救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健全专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之实证分析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分是司法机关经常遇到而又颇感困惑的司法难题.从对抽样案例的分析情况来看,司法机关在界分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时主要考量案发原因、殴打对象、伤害后果、案发地点等因素,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一些值得肯定的有益经验,但是还有一些要领有待掌握和运用.     

对教师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思考

立法对于教师虐童行为存在界定模糊与刑法缺位的不足。将未造成轻伤的教师虐童等虐待行为入罪可以选择扩大虐待罪的主体与对象的方式,列举虐待儿童的行为,将虐待儿童构罪设为公诉罪名。对于教师虐童行为的有效防控,刑法的规制存在有限性,必须通过改变观念、增强权利意识、加强师资与民间组织的建设、严格执行相关部门法等综合治理的方式来进行。     

论网络游戏中“私服”之刑法规制

"私服"大量出现,严重侵害了网络游戏开发商、著作权人、网络游戏运行商以及游戏玩家的合法权益,直接侵害网络游戏产业的社会形象,干扰了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的正常经营秩序,破坏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给国家、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应该动用刑法予以规制。关于"私服"的定性有不同的观点,在网络环境中,"私服"行为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制造并出售"私服"程序的行为,成立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侵犯著作权罪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后罪论处;行为人架设、运营"私服"的情形,在性质上是"复制发行",也应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     

无感抓拍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兼论设备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人脸识别信息指的是以电子方式记录的、通过对自然人面容进行人脸识别技术处理所得到的、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自然人面容本身并非人脸识别信息，后者的产生必须经过特定设备的数字化处理。因此，“抓拍”并非对已经存在的信息进行采集，而是人脸识别信息的生成与初次录入，其虽不符合通常意义上“移转式”获取的含义，但属于从无到有的“生成式”获取。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知情同意规则”是判断获取行为合法性的主要标准，“无感”意味着权利人对抓拍行为并不知情，更不存在同意，因此属于“非法”。无感抓拍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第3款规定的“非法获取”的含义，在满足其他要件的情况下，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无感抓拍设备生产者的生产、销售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的潜在风险，但针对该行为本身，我国《刑法》中不存在恰当罪名，因此无法构成独立犯罪；当设备使用者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时，生产者的生产、销售行为构成该罪的帮助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行行为之刑法教义学分析

如何界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实行行为要件在理论界始终难以统一,基于不同的理论争议致使本罪对不同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质保护的是信赖说所主张的民众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的信赖法益,其实行行为应当是持有说所贯彻的国家工作人员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持有行为。持有说不仅与信赖说互为表里、共为唇齿,又与刑事政策互相契合、相互依托,同时与我国的司法实践逻辑一致、内在统一。     

黑恶势力"软暴力"之实证分析及规制路径——以2016-2020年1726件涉"软暴力"刑事案件为样本

"软暴力"既与暴力行为具有同质性,又呈现出隐蔽性强、犯罪成本低、法律惩治难、认定标准模糊等特点,已成为黑恶势力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针对"软暴力"犯罪惩治过程存在的认定难、界分难、表述难等问题,应结合组织形态、入罪条件、本质特征等,合理界分黑恶势力及普通刑事案件中的"软暴力"行为,并规范黑恶势力案件中"软暴力"的认定标准,在对"软暴力"具体个罪深入剖析的同时,对裁判文书涉"软暴力"实践问题结合三种具体形态加以合理界分,为全面惩治"软暴力"提供扎实的法律依据.     

规制理论及实践视域下的政府行为分析

规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治理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规制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反映了政府治理行为模式,了解政府规制行为的动机目标,有助于我国政府的改革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