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均衡及稳定性

构建由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对系统均衡策略影响的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行了实验模拟论证。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其中,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和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驱动博弈系统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重要动力。（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均衡状态（1,1,1）和均衡状态（1,0,0）下,通过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均衡状态（1,1,0）下,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提高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效果较为微弱。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动态博弈下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政府低碳规制研究

低碳技术创新是解决高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针对低碳技术创新复杂系统进行分析,根据政企双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博弈状态和博弈形成机理,建立了动态赋时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的决策做出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系统性能指标的时间量特性影响。政企在低碳技术创新行为决策博弈中,某一时段的目标函数取决于当前双方的博弈状态和前一时段演进过程中博弈结果。然后,建立了动态博弈下的企业目标决策模型和动态博弈下政府目标决策模型,以利润最大化来组织生产的企业,政府的低碳规制会直接影响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决策行为,政府的低碳经济与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要求企业的单位排放量的销售额是稳定增加的,或者单位销售额的排放量的稳定下降,这就要求不断地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最后,给出了双重集成引导低碳规制的路径选择方法,并以安徽省部分调研企业数据为例进行了仿真应用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所设计的低碳规制路径的合理性,为低碳环境下政府制定合适的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规制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基于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以2011-2016年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差异化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同时分析企业规模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各个组分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产品差异化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四个组分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产品差异化在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中起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为解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新角度。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动态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该研究选取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构建动态系统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索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则较为深远;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环境规制的作用,而绿色发展对环境规制具有强化作用;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均为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基于演化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选择研究：政府行为VS.公众参与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的最优补贴

从化解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外部效应出发,对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如何给购买者提供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假定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讨论了需求函数分别为加法形式与乘积形式时,企业如何确定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以及政府如何选择补贴方式的策略问题。研究认为：给定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政府提供的最优补贴或者价格折扣、企业最优产量以及政府实际补贴支出随着政府期望实现销售目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从政府补贴支出最小化角度来看,固定额度补贴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给定政府补贴支出,从实现企业产量最大化角度来看,价格折扣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对消费者来讲,政府应用价格折扣方式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支出,提高消费者获得的福利剩余。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基于复杂市场网络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两阶段演化分析

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的市场替代,缓解能源与环境压力,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复杂市场网络的绿色技术创新扩散两阶段演化博弈模型,探索企业与消费者在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协调互补下双方策略的调整过程,并分析得到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较优稳定条件。经过仿真模拟实验可以发现：企业与消费者对市场导向更具敏感性,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是企业主要的决策依据,而提升技术成熟度有利于推动绿色产品在消费者群体间的扩散。同时,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支柱性主导企业会对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更加关注,竞争性边缘企业则更加容易受到市场中选择绿色技术企业的比例影响。然而,绿色技术创新扩散产生的双重外部性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利用经济政策调控,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因此,政府部门应该以提升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为目的,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来激励更多企业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同时,亦可通过一系列规制手段激励企业不断完善绿色技术水平,以提升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政策激励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应设置合理阈值区间。     

市场竞争模式下的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分析

技术溢出的存在是技术创新市场失效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构建技术溢出下的企业产品市场竞争模型,比较研究了产品市场产量竞争和价格竞争模式下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分析表明,在均衡时,技术溢出总会发生,价格竞争模式相对于产量竞争模式的技术创新激励得到加强,在价格竞争下技术创新激励几乎不会被创新溢出所影响.结果还表明,价格竞争是可取的,它将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with customer recognition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is important for brands to succeed in a competitive marketplace.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ances, customer recognition becomes a growing industry trend; that is, brands track customers' purchase history, recognize and price discriminate between repeat and new customers.The trend of customer recognition has changed the nature and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between brands.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how customer recognition and the associated changes in competition affect brands'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We find that when brands have similar equity, customer recognition increases brands'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However, when brands have sufficiently different equity, customer recognition leads the stronger brand to invest more and the weaker brand to invest less in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In addition, extant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customer recognition reduces brand profits. In contrast, we find that customer recognition can increase the weaker brand's profit but decreases it more for the stronger brand. Thus, collecting customers' purchase history data for customer recognition can be beneficial for weaker brands but detrimental for stronger brands.     

Trust,partner selection and innovation outcome in collaborativ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key feature of collaboration in general and collaboration for innovation in particular is the existence of trust. Trus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reduces the costs and risks involved in collaboration, while also increasing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that trust plays during the selection of suppliers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NPD), and the outcome that reliance on trust has on the innovation effort. The research involves a case study of two organisations following contrasting approaches to NPD sourcing, but both relying on collaborative, long-term relationships. In both cases, we find goodwill trust as the key variable explaining the reliance on collaboration. We also find that over-reliance on goodwill trust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n selecting NPD suppliers leads to an emphasis 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which hampers the ability of both organisations to engage in radical NPD.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