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室环境与文学创作

居室环境是作家文学创作最直接、最具体、最原始的空间.居室的空间、色彩、情调,居室环境与外界条件的和谐程度,会直接影响作家创作的心境、思维和情绪,有时还会引发作家各种各样的联想和幻想,甚至会奠定艺术作品的基调.在这个最自我的空间里,作家还会养成各种各样的癖好和写作习惯,这种习惯直接影响写作的顺畅和速度.     

试论作家创作的寂寞感

作家创作的寂寞感是一种复杂的心境。它往往是优秀作家在找求美、追求美、探索美中间,为美的毁灭或者是为美被损害、侮辱、蹂躏而发出心底的呼喊和忧患情绪。而且往往是在动乱的年代,或者是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作家常常对生活中的真、善、美遭到假丑恶的包围而发出愤慨与不平。这种美学情愫,反映在作品中,又常常是深沉而迂回的,在艺术上呈现出激愤中蕴藏着沉郁,奋发中包含着深沉的特色。 各个时代作家创作的寂寞感包含着一个时代的使命。由于作家对生活爱得深沉,而现实生活又无法满足作家的这种爱,于是他们感到苦闷,发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叹!甚至“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也因他们“爱别人胜过自己”,心才“储满痛苦。”(蔡其矫语)便以沉郁寂寞的感情,     

消极的极致化写作——消费语境中文学艺术的几个审美误区

消费语境中,文学艺术有时过于遵从消费逻辑和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法则,存在一种消极的极致化写作,尤其表现在对暴力、性、丑等的放肆书写和失控叙事上,由此在"暴力美学"、"身体美学"和"丑的美学"等方面陷入审美的误区。这些误区,使当代一些极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才华的高超与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审美趣味的相对低俗之间形成大的反差。     

外视角内视角贾宝玉摔玉细观察暗思忖林黛玉伤情——“红楼艺鉴”之四

叙述的视角、外视角、内视角是小说创作美学的重要内容,它们的发展为小说创作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天地.<红楼梦>,尤其是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很好地运用了外视角、内视角叙述,进而凸现了小说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艺术效果.运用外视角、内视角叙述应遵循它的美学原则,比如人称的选择、思想情感的对象化以及作家的气质和读者的制约等.     

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关于中国大自然小说的思考

"大自然文学"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现代性文学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和形态.在中国,则是以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自然小说为雏形.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八十年代以"自然、土地与人"为题材、主题的"寻根小说"只能被视为准大自然小说.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脱胎于儿童小说.从儿童小说到大自然小说的演变、转换,其内在机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向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大自然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创作新的领域,显示了新的小说美学原则.进一步培育、发展.可望在小说创作方面建立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     

鲁迅影响下的萧红与张爱玲——萧红张爱玲创作比较研究

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被称之为文坛上的"父与女",萧红可称之为鲁迅的"嫡子".萧红在最初的创作中表现了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但受鲁迅影响以后自由主义立场减弱.张爱玲没有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其创作却也明显表现出了对鲁迅精神的承继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是鲁迅的"庶子".但张爱玲的创作不但遵循鲁迅精神而且还走向极端.     

试析中西文学"重述神话"的思维差异

东西方神话的发展从源头上就具有差异性,在被重述的当代,也因为文化背景、时代潮流以及作家的性别立场、创作理念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如果说西方"重述神话"的参与者表现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改造与重建,那么,中国的作家们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依赖.本文试以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探究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当代军旅剧中类型叙事的美学特征

近年来,以军旅生活为题材的影视剧始终是创作的热点,产生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巨制佳构.从叙事学角度看,这些作品虽风格各异,但在叙事母题上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即"叛神"和"历劫"母题.对这些母题下军旅剧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应给予足够的研究和分析,这将更有助于把握军旅剧创作的时代与美学特质.     

论方方小说的武汉书写

方方小说的叙事背景几乎都在武汉,至少也与武汉息息相关。武汉地域文化滋润、培育、成就了作家方方,作家方方也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勤奋创作丰富、充实、拓深了武汉地域文化内涵,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立此存照",构造了文学武汉的"平行空间"。方方通过对武汉市民文化的"零距离"呈现,实现了"新写实小说"的异军崛起,其独特的市民精神、风俗风景、方言地标等的展示和表现,构建了当代小说史上崭新的美学空间。     

论知青作家的悲剧性人格及其文学史效应

知青作家在青春时代人生价值破碎与重铸过程的磨难,酿成了他们浓郁的伤感悲凉情绪、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深沉的生存意志、城乡双重外来者角色等悲剧性的人格特征,导致了创作中深邃激越有余而博大中和不足、纵横捭阖中时现芜杂偏执、具有思想者气度但艺术感受不够丰沛等审美效应.他们以生存环境转换和生存方式比较为创作心理基础,生成不同于"农家子弟"作家、"右派"作家、"先锋"作家的精神特征,从而优劣并具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与格局.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林语堂与梁实秋美学观念之辨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和梁实秋两人在求学生涯、学理观念、学术论争遭遇等方面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他们两人在美学观念上却代表着两个悖逆的极向,前者崇奉浪漫主义,后者信仰古典主义。这种美学差异,在创作中是追寻性灵表现,还是严守纪律规则;在表现对象时是强化独特个性,还是推崇"常态"人性;在文学主张上是提倡闲适幽默,还是关注历史透视等几个方面的对立中呈露出来。这种比较辨异的方法,有助于对作家的美学观念与体系作出准确的判断。     

论巴金小说创作中的"家族情结"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无疑是抨击封建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最为激烈的作家之一.然而,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又惊人地发现了他浓厚的家族情结,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家族问题持久关注的热情,把创作的重点始终放在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专制家长、堕落子弟的怜悯和同情,对正常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族伦理给予首肯,甚至对他歌颂的叛逆者身上所潜藏着对封建孝道之类的道德也流露出理解式的认同,他创作中割舍不断的家族情结根源于他在生活中与封建旧家庭所保持的情感上的联系.     

张力与和谐:东北女性乡土抒情文学的两种美学建构 --萧红、迟子建创作审美风格比较

近年来,有研究关注到萧红与迟子建这两位东北乡土作家创作风格的相似,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二人风格追求本质上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相隔半世纪之遥的两位东北故土的书写者,萧红与迟子建二人的创作,一个表现为张力之美,一个表现为和谐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实际上为东北乡土抒情文学树立了两面风格迥异的美学旗帜,而这恰恰是被当前萧红与迟子建比较研究所遗漏了的.     

介于先锋与日常之间——简论何顿的小说

"晚生代"作家何顿,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一直表现出介于先锋叙事与日常讲述之间的迷惘与坚持.本文试图通过地点的设置、叙述技巧的选择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何顿的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展示这位极具地方色彩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如何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平稳坚实的创作.     

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作家"本命城"对其创作的启示——以"湘西本土"对沈从文及其构建的"湘西世界"的启示为个案

文章将作家性格、心理、气质、观念赖以形成和文学空间得以生成的精神上或地域上的本土命名为作家创作的"本命城"."本命城"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启示是非常广泛的,文章以沈从文的创作为个案进行阐述.沈从文创作的"本命城"湘西本土对其构建的"湘西世界"的启示,体现在山水民风、人性人情、风土习俗、情爱诸方面,作家创作中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由此得到例证.     

丁若镛与顾炎武的“社会诗”之比较

丁若镛文学在其本质上可综述为"匡济一世",也就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茶山与顾炎武虽然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坚持"社会诗"的创作,但在创作倾向上有各自不同的特色:顾炎武的社会诗着重表现了消沉的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与此相比,茶山的社会诗强烈地表现出了仁爱精神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以看出,茶山在批判性地接受顾炎武的同时,在汉诗创作上体现了独特的社会参与意识.     

书写“无需厄运特殊拨弄的悲剧”——比较沈从文与张爱玲对“存在”的探询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是属于深度关注"人"的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除了表现"人性"的主题外,对生命本质意蕴的思考,对人的生存之痛的感受与言说,构成了其重要的创作旨向.正是由于他们创作中透射出的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追问,以及追问中所呈示的浓郁的悲剧性倾向,使得沈从文与张爱玲表层相去甚远的作品有着深层的契合,也使两位作家在对人的存在本质意义的揭示上有了可比性.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