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采的逻辑哲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共同的源头

洛采是19世纪德国哲学史上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他创造了"有效性"概念,从而成功地消除了从柏拉图以来困扰哲学界的观念的"实在性"问题;利用这个概念,他成功地区分了思维过程和思维内容,把判断而不是概念作为逻辑的核心.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打破了近代哲学区分主观和客观、唯心和唯物的简单化哲学方法.这些思想成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共同源头.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内涵与特质

若谓语言哲学乃是"对语言进行哲学研究"之义,则"钱玄同的语言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在实然的抗拒力与应然的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体现了批判与反思、展望与重建的哲学精神.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汉字的特点,钱玄同反对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或"衍形文字"的说法;关于汉字的本质,他坚持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的主张;关于汉字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形而意、由意而音、由繁到简.第二,钱玄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汉字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三大问题,还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层面驳斥了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论调.第三,出于进化史观、功利主义、理想主义等内在动因,对于人类普遍语言这一语言哲学重要问题,钱玄同最终选择世界语作为其语言哲学的乌托邦理想.质言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一种以进化论为主导,以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世界主义等因素错综杂糅在一起的语言哲学.     

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从牟宗三、劳思光看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

作为学术大家,牟宗三和劳思光以其学术成就从一个方面代表了20世纪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达到的理论高度.两人在解构"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而以符合中国哲学之"自性"的方式诠释中国哲学这一理论关节点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所揭示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与以知识论为主流的西方哲学之间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而与以"天人之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保持了明显的正向联系.牟宗三和劳思光所分别代表的"入平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哲学史书写方法对于面向未来"重写中国哲学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面相.     

略论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定位

"心的文化"是徐复观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它以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的理解,开出中国文化的新的向度.他以心的文化的形而中学而与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揭示心的文化的生命特质,批评了将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化的倾向.徐复观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心向解读,实现了他返本开新的哲学诠释,它强调生命与现实,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也给我们在当代如何把握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推倒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神像重开哲学之思--简析海德格尔及其《形而上学导论》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开篇就提出了"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发问,是因为他首先深刻地反思了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接着,他又批判了近代哲学用"思"去规定"在",也就是控制论、价值化、世界资源化、利益最大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论,从本体论出发,以"在者"为起点,吸收了"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精华,以时间为视域,来说明"此在",进而领会"在"和"无",从中导出了生命及其意义.推倒了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神像,重开了哲学之思.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保持张力与平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的学理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的描述、阐释和建构.运用"问-答"模式解此疑难往往遮蔽或平面化了其实质性哲学意义,抽离了哲学的本体而解构了对意义的追问.借助元哲学理论方法,分析问题本身的元表达和元陈述的语言条件及其内在构成,通过这一过程使"意义"被积极地描述出来,即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进行具体梳理、阐释及超越,把它作为合理的"研究方法",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合理的创新范式,自觉克服非中国的、非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倾向,并在二者之间保持积极的张力和结构的平衡,激活与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造性和生长空间.     

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论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贺麟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的命题,认为若要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就必须将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发挥,使人感到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亦即人类普遍的问题。他提出了"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认为中国哲学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亦有儒者气象、道家风味、墨家精神;主张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进了解,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他提出了"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命题,主张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其思想之通达,境界之高卓,令人景仰。     

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时贤说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未免言过其实。他是以理性的、平等的态度,而不是以狂热的、崇拜的态度,来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方面,他批评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关于中国人说西方人"只有一只眼"的说法,强调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几何学和第一哲学——皆为中国人所不及;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然神学"——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又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抑制人性中的恶,减轻人类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他认为中西哲学和文化各有长短,"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是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心态。     

维柯历史哲学中的“神意”概念探讨

对维柯历史哲学的准确理解和恰当评价,仍是维柯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他以宗教神意史观的核心概念"神意"作为他的历史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概念,对这一概念又给出晦涩含混的表述,因而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成了恰当评价他的历史哲学的关键问题.维柯的"神意"概念实际上所表明的是历史理性;这种形式的宗教神意史观与实际的哲学理性史观的特点,具体表现了宗教神意史观向哲学理性史观的过渡;他的历史哲学是哲学理性史观的第一个历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