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

本文从文学世界、人性展现、文化批判和艺术个性四个角度评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 ,其文学世界是由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两部分构成的 ,作者着重表现乡村世界 ;其人性展现则围绕人性异化者、人性觉醒者和沉于旧梦者的人性内蕴 ,唱出了复杂的咏叹调 ;其文化批判则针对中原文化中的保守专制、神秘性及其孕育出的官场哲学 ;其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的对应性、叙事的回忆视角、文本的结构类型、创作过程的“滚雪球”现象。同时 ,分析了作家主体意识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论李佩甫的“权力情结”

李佩甫的"权力情结"指作者难以释怀的乡村社会权力记忆和由此形成的割舍不断的创作情怀,表现为其创作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反复摹写及相互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分三部分来论述:乡村权力的纠葛——李佩甫创作的永恒情结;数十年磨一剑——关于乡村权力主体确立方式的探索;权力的滋生物——腐败。     

乡土恋歌与悲歌——论李佩甫乡土小说的双重主题

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原乡村描绘出一幅幅忠实生动的时代剪影。守望乡土精神,批判传统痼疾,审慎瞻望未来,在对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的忧思与疑虑中,既从本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和生命意义,又义无反顾地投身现代文明,直面乡土的黑暗与颓败,在坚定的探索、扬弃中赢得超越与腾跃。     

“介入”与“承继”:论李佩甫的劳动叙事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书写劳动和劳动者已成为当今作家无法绕开的话题和必须直面的现实。在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中,劳动一直占据重要的叙事场域,成为作家想象和书写中原大地变迁和发展的介入方式与创作逻辑。李佩甫用一部部厚重的乡土小说绘就出平原乡村的劳动全景图与劳动者画像集,显露出一种弥合劳动裂痕与重塑劳动精神的叙事心态与审美偏好,并在悄无声息中讲述劳动复魅的场景与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承继劳动光荣的初心与使命。     

论李佩甫的土地书写

李佩甫以豫中平原为对象进行土地书写,其间贯穿了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今天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面对历史与现实,理性客观地反思各阶段土地制度的成败得失,其土地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性特征:1950-1970年代集体中的苦难与温情;1980年代变革中的困惑与不安;1990年代至今发展中的危机与忧虑。李佩甫的土地书写坚守人文主义文学立场,关注农民在土地制度中的地位、情感需求以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主张以人为本考虑土地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从文学角度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鲁迅小说中的“绍兴形象”

在鲁迅的小说中,通过地理符号的写实绍兴、书写符号的情境绍兴、情感符号的意象绍兴、文明符号的写意绍兴四个维度的构建,把故乡绍兴的政教人伦、自然风物、民俗事象、方言土语、生活模式、人物性格以及对故乡的情感等等,投射、移植到了作品之中,从而构造出了一个完整的“绍兴形象”.并通过绍兴形象反映历史大变局中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路径选择,成为民族历史的文学之镜.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农民的社会心理与精神面貌——以李佩甫创作中的农民书写为中心

中国乡村社会自1950年代以来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变革,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土地流转等农村政策的实行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心灵形成冲击和震荡。当代文坛的作家们忠实记录了旋涡中农民内心的矛盾冲突,农民心理写作也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一个重要内容。中原作家李佩甫的农民书写在整个当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性。他不仅展现了独具特色的中原乡村风土人情,更对中原农民不同时期的心理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描摹刻绘。中原农民心理无论是在土地意识、伦理思想还是城乡观念方面都呈现出因时代变革而产生的巨大差异,其演变轨迹也折射了复杂的历史内涵。     

边缘化的“朝圣者”--论土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土改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契机,他们从启蒙者变成了学习者,需要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单调的精神生活以及革命与家庭的两难抉择。而知识者对于暴力革命的怀疑,对群众精神弱点的认识,对自我的认知等都在作品中成为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潜在地构成了对于主流话语的质疑。     

论杨绛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作为在“五四”新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杨绛从小说创作开始就努力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用其独立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她的小说在塑造了一批女性经典形象的同时,也描绘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角色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品格虽有高低之分,但爱情都充满失落无奈,事业上少有成就,且性格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弱点。杨绛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消解了男性霸权,冷静地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委婉地反映出人生的局限和社会的荒诞。解读杨绛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丰富内涵,是欣赏杨绛作品艺术、探索知识分子内心、解读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和独特视角。     

从李佩甫小说看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

乡土给了河南作家吮吸不尽的营养,同时也是作家在远方回眸凝望的一个“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突出地体现了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情感上的依恋、行动上的背离和理性上的超越。     

论杨绛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作为在"五四"新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杨绛从小说创作开始就努力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用其独立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她的小说在塑造了一批女性经典形象的同时,也描绘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角色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品格虽有高低之分,但爱情都充满失落无奈,事业上少有成就,且性格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弱点。杨绛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消解了男性霸权,冷静地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委婉地反映出人生的局限和社会的荒诞。解读杨绛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丰富内涵,是欣赏杨绛作品艺术、探索知识分子内心、解读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和独特视角。     

论彭家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世纪20年代末,"五.四"运动已过去将近十载,女性在民主思想启蒙下觉醒,勇敢地向封建礼教的网罗冲击,强烈追求自由平等,并意识到作为女性本身应该享有的权利,具有了女权主义的苗头。但对受了几千年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而言,这只是一种趋势,在彭家煌的小说当中,充分展示了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不同女性的众生相。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描绘了一个"大而破"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主要有被扭曲的疯狂变态女性和为谋生而谋爱的女性两种;张爱玲洞察和把握女性生存状态的高超能力,主要缘自于她的家庭和生活环境.     

论新时期农村小说的“能人”形象

现代化使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不断涌现的“能人”受到文学界高度关注。不同文本赋予“能人”不同内涵。纵观新时期农村小说，“能人”形象主要有三类：生存型“能人”、商业型“能人”、政治型“能人”。他们个性突出，头脑精明，进取心强，最能彰显农民的奋斗精神。“能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生力军，其生存史和奋斗史就是一部农村发展史；“能人”形象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无限风光。     

教堂与天堂：作为审美理念的“复调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并非巴赫金理想的复调小说,陀氏的小说只是部分地体现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观.由此我们就可以顺利地理解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     

“志人小说”非小说论

由鲁迅先生拟定而为现当代学术界一致认同的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志人小说”，究其实质不能算作小说，因为无论以古代还是现代的文体标准衡量，此一文体类型都不具备完整的小说特征，而应属笔记野史性质。     

论北村小说中的基督徒形象

基督徒形象是北村小说中占很大比例的人物形象,作为基督徒的北村在这些形象身上注入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感情。对于北村小说中的基督徒形象,可以根据其皈依上帝的时间及其在整个故事中充当的角色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别,这些基督徒形象在现当代文坛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论新时期学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阶层思想具有复杂性,又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内涵。阅读知识分子形象可以了解历史、文化和时代。新时期以来,学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也揭示了人类在现代生活中灵与肉分裂的危机。这些小说虽然表现出批判的勇气和尖锐,但思想深度稍显不足,通俗有余而优雅不足。     

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穷汉形象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如少女形象、水手形象、穷汉形象。穷汉形象是沈从文二三十年代着力塑造的一批人物形象,＂穷＂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匮乏,更是精神、情感方面的缺失。穷汉们的人生理想平淡、真实,却迫于各个方面的压力而命运坎坷不平。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命运变化的背道而驰触动了沈从文敏感的内心,与沈从文的人生体验一拍即合,并引发了他对生命的深沉思考。     

为小市民立言──论池莉小说的创作精神

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论述池莉小说对传统市民题材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以此明确池莉小说的创作特色，并进一步论证池莉小说的实用人本主义的创作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