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相关性研究

品格证据的相关性是证据关联性中的难点问题。本文从法律相关性与逻辑相关性的角度探讨了品格证据相关性的一般原理。论述了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设立该规则的理由及其例外情况。重点论证了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主要包括在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证明污点证人证言是否具有真实性时以及为反驳辩方提出的被告人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等情况下,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具有相关性。     

被告人品格证据对量刑的影响

当谈到被告人品格证据的时候,一般是在证据规则层面上来讨论的。但是被告人品格证据却在量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被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可以说是重要的量刑情节。本文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相应证据规则,并就本土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被告人品格证据在中国适用的理据分析

品格证据是以英美法系为首的国外证据制度中的特色,却并非其独有,中国古代亦有相关品格证据的体现。虽然目前我国诉讼法中还没有对品格证据进行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相关品格证据的体现。建构我国的被告人品格证据制度,应当认真审视英美法中对品格证据的可采性、警惕性以及当事人作用的发挥,以及我国古代仁者之刑、尽情察狱的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制度以及彰显社会情理的个案都对我国被告人品格证据制度的构建与适用予以肯定。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品格证据制度,在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被告人量刑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是英美国家证据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中也有关于品格证据的运用.但是出于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出于对其特殊司法保护的初衷,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论重罪案还是轻罪案,都呈现轻缓处理的趋向,这也许是我国未成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未成年被告人量刑中,不应只仅仅采用其良好品格证据,对于某些不良品格证据也应依法采用.     

刑事被害人品格证据研究

随着品格证据研究的日益深入,被告人、证人品格证据已经有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被害人品格证据目前在理论界和立法上都还是空白,亟待深入探究。本文首先阐述了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定义、使用前提等基本内容,然后针对整个品格证据的共性问题相关性进行论述,进而提出被害人品格证据具有独特的相关性并对被害人品格证据存在的价值予以分析。     

共犯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与补强规则

补强证据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则,而共犯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与补强则是补强证据规则中的重要内容。如何看待共犯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是关系到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故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无论是同案或是异案审理的共同故意犯罪的被告人的供述均不具有完全的证据价值,不能相互补强据以定案。并进而提出了我国完善被告人供述补强证据规则的几点建议。     

论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

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是指被告人享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是否启动或者变更刑事简易程序的权利。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是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对此均有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被告人自主选择是否启动或者变更简易程序的权利。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当明确赋予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并在实践中切实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被告人零口供情状下的证据审查与认定模式研究——以受贿案为论证视角

由于侦讯和审判模式的制约,我国法官对口供具有依赖的思维惯性,但在以“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为表征的受贿案中,被告人零口供往往导致法官认定受贿事实成立时捉襟见肘,不过这并不能成为放松惩治受贿行为的借口。法官在想方设法收集证据的基础上,采用合理的证据审查和认定模式,是逾越被告人零口供带来的审判障碍的必然路径。其具体模式包括：一是查证赃款赃物的去向或用途;二是重视证人证言的查证;三是适时运用隐蔽作证模式;四是重视间接证据收集并把握它们之闽的关联性。本文进而根据上述四种模式得出唯一合理结论。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

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设置,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做规定并开始施行。无论从刑罚的目的,还是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考量,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都可作为诉讼参与原则的补充。借鉴域外立法,构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轻刑案件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的双轨制,以求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和刑罚目的的实现。     

美国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之引介与启示

鉴于品格证据的重要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提出条件、提出与反驳程序以及被告人特定不当行为的运用情形等予以了细致规定,以防止混淆争点、拖延诉讼以及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未来我国证据立法可通过确立被告人良好品格证据规则和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规则两个进路进行改变,以有效弥补当前品格证据运用方面的缺憾。     

关于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出示规则的构想

从分析我国刑事证据出示的现状出发,阐述了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出示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出示规则的构想。     

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从信息的视角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刑事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刑事诉讼的过程都是围绕着刑事证据来进行的.但归根结底,证据不过是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审查与判断过程,也就是信息的传递、变换与处理的过程.司法人员对刑事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与判断证据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据和案件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能否如实地反映客观,     

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以公正、效率为视角

公正与效率既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刑事诉讼相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对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为视角,通过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与公正、效率价值目标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     

浅谈如何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本文结合新《刑事诉讼法》,探讨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真正做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以及今后在立法上如何继续完善其保障措施。     

论品格证据的运用与排除

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思考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进入刑事司法阶段后,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是很有必要的,而形式和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现实可行。但是,由于两种证据的转换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导致现行证据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通过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等措施,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有效衔接。     

民事间接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间接证据作为民事诉讼常见的一种证据形式,其依据经验法则和推理构成间接证明方式,该方式是民事诉讼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手段。间接证据因为证明对象多元化、证明力不确定和证明事实方式复杂化,使得法院对其采取了谨慎、怀疑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法院对其运用或是简单滥用证据排除规则、证明力较小规则将其排除,或是以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直接适用证明责任规则裁判定案,使得原本能够认定的事实得不到科学证明。因此,对于间接证据,首先应明确法院仅能依据宽松的证据能力制度对其作有限排除,同时应限制常识性的间接证据证明力较小和真实性规则滥用以及要求法院对矛盾间接证据证明力问题进行合理分析。更重要的是,在间接证明分为证据环、证据链等几种具体类型基础上,应明确间接证明对推定基础的经验法则之要求,确定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多样化模式,并且赋予间接证据在证明欺诈、胁迫等主观事实方面的重要作用。然后法院面对间接证据时才能依赖自由心证来认定事实,使民事裁判建立在规范、严谨的证据审查基础之上。     

刑事技术鉴定证据价值司法现状分析

刑事技术鉴定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非常重要。通过实证分析,引导正确定位刑事技术鉴定的证据价值,建议真正使刑事技术鉴定进入诉讼,有效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作用,以适应现代化诉讼的需要。     

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运行的程序环境存在程序空间封闭、程序结构压制、程序结果草率等问题,动议主体的无效性、裁判主体的偏向性、证明责任主体的不当性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在证据范围、证明要求、衡量尺度、证明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张为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诉讼法理依据;以此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需要从程序、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几方面进行改革,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建立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的审查机制,辩护方的证明责任需要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证明方法需要进一步体现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