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民外交"思想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民干预外交活跃,刺激了时人对"国民外交"的研究.文章拟就时人对国民外交的概念界定、其思想来源、内涵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作一些梳理考察.     

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

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并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然而,近代国人对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是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输入与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意识的日益发展,两者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民意识的增强以及知识人士与下层民众相互结合,全体国民共同对外的历史趋势。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近代史上的"国民外交"

本文论述了"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时期的不同的历史内涵.这种历史变化过程体现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人民主权意识的增强,它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     

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思想论析

20世纪初的国民外交思想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思想基础,也是此时中国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国民外交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民外交是指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活动;广义的国民外交则还包括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活动。国民外交思想有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     

近代中国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是近代中国人民对外交民主化要求的体现 ,它的产生是西方民权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在近代中国 ,广大国民先后以非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及合作性的个人(或团体 )外交活动等形式对外交进行了参与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外交”。     

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

在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下生成的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而国民外交反过来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巩固和沉淀。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罪与非罪: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

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罪与非罪的历史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堕胎罪是20世纪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它可以折射出中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存在的问题,即法律受到了意识形态、外交因素等的过多影响。同时,它也反映出了近代法律人急躁冒进的心态。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持续高涨。南方国民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其取得的外交成果也比较显著,这与南方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民众及时沟通,以期一致对外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南北相互声援的国民外交运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敌人”问题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敌人”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常识,它在三个向度得到重新的考量:一是等级森严的军队建制和人的权利欲望的关系,体现出某种政治文化的利害冲突；二是人性的局限性在残忍搏杀中的变异,使得战争的残酷增加了邪恶性；三是敌对阵营士兵之间对共同命运的审视以及对生命本身的重新认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考量是对西方近代以来人文理性传统的特殊反思.     

20世纪初"新民"运动及国民思想的传播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跌宕起伏的急遽变革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通过宣传新型国家观和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引发了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转变.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从而使国民思想深入人心.     

民初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分析

国民外交运动源于国民以运动的方式试图左右政府对外关系的趋向,在近代中国,对外反帝并追求国际社会平等交往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在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却常常以对外运动开始,而以对内反对北京政府而结束,从而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全面危机。这与政治局内人对机会的制造、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党的竞争以及其它社会群体的催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

南京在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她所处的经济重心区位置及其厚重的历史影响力,使她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她是近代史的开局之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起自南京;她是百川汇流的历史漩涡,为近代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展示自己力量的理想场所;她是中华民国的肇基之地,南京建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她充当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媒介和社会整合的工具。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显学缘何不热——为20世纪“中庸学”之落后把脉

“中庸学”既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显学,也是世纪之交倍受世界文化关注的大智慧,但统计学材料表明,20世纪有关中庸之道的学术研究已经与其为显学的地位很不相称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与人们对中庸之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定位认识有关,2、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景况有关,3、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偏颇有关。     

20世纪初中国妇女进入高等教育的原因初探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转型比较激烈的时期,近代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发轫了,随之中国妇女开始进入高等教育。但它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广泛传播的产物,又是先进男性思想家和先进妇女群体的倡导和共同努力的结果。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间范围

从世界社会主义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间范围现阶段就是指中国,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由中国近代的历史和现状所决定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它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不同。旧中国自然经济占主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