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举措

中国经济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在这个矛盾体系中,经济建设始终是主要矛盾;在经济矛盾中,"三农"问题是主要矛盾.解决"三农"问题的总的思路是要扭转农业剩余外流的倾向,要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业、农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要进行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创新.     

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新定位及业务创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然而农业作为弱势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对资本的吸引具有明显的低水平特征,致使近几年对农业的金融支持不足.在"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新的市场定位下,农业银行怎样才能做到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的有效结合?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地创新措施和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聚集"三农":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题材拓展

新世纪报告文学继续在题材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其中最集中、突出的是农民与土地问题或"三农"问题.这一题材创作,不仅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热点或一大景观,甚至还构成了整个文学界或整个社会的一股思潮.其中影响最大或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胡平的<战争状态>,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和朱凌的<灰村纪事>与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等.它们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再度繁荣,而且对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劳动力流动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是:流出高素质劳动力和农村中较为富裕的人口,而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留在农村和农业中,从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丰富而人力资本缺乏的现象.农村中存在由人力资本缺乏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打破这种循环的路径是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以来,农业的低收入是同其低的人力资本存量相适应的.如果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投入的人力资本就不会留在农村.因此,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只是解决投入问题,还要解决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只有在增加农业收入的基础上,才能留住和吸引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在农业和农村产生效益.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因此如何寻找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制度结构优化性使其产生集束效应而不是相互制约,以及制度变迁的前瞻性,对解决"三农"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及其对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对"三农"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他的许多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科学论述,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多启示.     

中部崛起须做足做好"三农"文章

中部崛起重在"三农".要实现中部崛起,必须做足"三农"文章,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高度重视和谐社会建设.同时要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实施中央与地方"双轮驱动".     

二元结构下的"三农"问题及其出路:苏南模式的启示

围绕城市工业化战略形成的城乡非均衡制度安排是新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改革开放初期以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间的非均衡关系,但并没有改变二元结构的性质。在市场化、产权改革、国际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苏南模式通过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加快了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并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新苏南模式下的"三农"问题已经由过去二元结构下城乡对立的质的差别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下的量的差别。     

中国"三农"问题的制度分析与制度创新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直接影响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 2 0 2 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作者认为 ,建国初期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制度安排是造成我国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尽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业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 ,但是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改革只能是制度的边际调整。只有将国家对农业的管制转变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近期重点加大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力度 ,才能缩小城乡差距 ,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从制度变迁看“三农”问题的组织创新

本文试从制度理论的角度,透视"三农"问题形成过程中制度变迁和组织演进,并从组织角度分析"三农"问题组织创新的制度需求和具体措施.     

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三个视点

农民工为我国城市的繁荣和现代化建设树立了无言的丰碑,但他们多年来被当成"二等公民"受到歧视;农民工虽然是"工人"和"农民"的结合,但本质上属工人范畴,已经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给他们以产业工人的待遇;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部分的农民工,应当享有与城市市民的平等待遇,得到应有的权益保障。本文从这三个视点作出分析。     

政府经济职能的三种类型及其共性分析

政府经济职能是指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责和功能,它包括后氏族社会发展各阶段共有的经济职能,也包括某几个社会形态或经济发展阶段所共有的经济职能,还包括某个社会形态或经济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经济职能。政府经济职能具有内生性、非营利性、多方位性、层次性、从属性、公共性、权威性、成长性、相对稳定性、责任主体的单一性和实施主体的明确性等一般特点,政府经济职能的一般特点带来了多方面的政策启示。     

情感性劳动的三种类型及其影响

本文对情感性劳动的含义、具体内容及其对企业的作用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指出发生在服务人员与顾客面对面的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性劳动 ,可划分为自发的、表层的和深层的情感行为等三种类型 ,这些情感性劳动会对顾客、服务人员自己及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乾隆皇帝"回向三代"的理想追求

"回向三代"是儒家传统政治理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历代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胸怀"回复三代之治"的理想追求,主要围绕"井田"等问题不断进行君臣汇议,并通过粮政、农政、垦政等系列政策,带动了18世纪政府职能的全面加强.其结果虽未必理想,却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重大实践,意义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更为重要.追根溯源,这种理想追求的发端,除了高宗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浸染之外,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的外在刺激.总结对乾隆初政时期"回向三代"的考察和评价,彰显出两点要义:对这一理想追求之政治过程的考察或许远比事情的最后结果更重要;再者,对历史事件诚然要给出种种现代意见,更应该重视当事人自己的"历史意见".这些无论对"新清史"还是"传统清史"学派,恐怕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至于目下学人不惜回到萧一山的传统,以"宽严之辩"概括乾隆初政,就不免令人惋惜了.     

论实践的三种类型和两个维度

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是指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可以把实践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占有型实践是功利性的,反映的是主体的“我有”;交往型实践是伦理性的,反映的是主体的“我是”;生存型实践是审美性的,反映的是主体的“我在”。从现实性维度上看,三者需要相互协调;从理想性维度上看,三者又是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指向共产主义———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模式选择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应优先解决“三保”问题,积极构建以“三支柱、多层次”为模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制度,使“农保”与“城保”协调发展,相互对接,为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阶级分析的三种逻辑与中产阶级研究

本文着重探讨阶级分析的不同传统所强调的三类因果过程:首先是对个体生活有着显著影响的不平等的生活条件相关联的机制;其次是与各种社会封闭形式(forms of socialclosure)有关的机制,社会封闭使得某些个人或群体通过排斥他人而享有获取资源和机会的优势;第三是与个人或群体通过控制他人活动而受益的方式有关的机制。这三类机制可分别称作:基于个人属性和生活条件的阶级划分机制、基于机会阻隔(opportunity-hoarding)的阶级划分机制和基于支配、剥削关系的阶级划分机制。对于中产阶级的分析可以联系上述三种机制进行理解:中产阶级在不平等的生活条件分布中占据中间位置;他们受益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阻隔,特别是通过技能认证和资格审查制度得以实现;他们在支配和剥削他人劳动的同时自身又受到支配和剥削。     

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三个着力点

在党内民主的丰富内涵中,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制度建设处于核心地位。针对目前党内民主生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制度的体系性、权威性、程序性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着力点。     

股票期权制度在我国的实践研究

随着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 ,股票期权制度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股票期权理论及其制度设计的研究成果 ,但实证分析其在我国实践效果的却比较少见。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 ,通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实证比较 ,对股票期权的实践效应进行分析 ,并对造成股票期权激励无效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探讨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及制度创新——以河南省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符合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需要,而且可以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但是,这一制度安排本身缺乏积极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要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体制创新,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之上引入股份制,使合作组织的投资者与服务对象真正合而为一,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司和农户增加资产专用性投资,稳定契约,减少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