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其理论内涵一直无法界定。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与时尚性。     

“文学”与“文章”——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

从文学的角度探索和反思现代中国文学的形成,可以看到文学与文章在新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文学作为途经日本的回流语,在促进文学产生的同时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文章作为西欧文学的译语,成为鲁迅、周作人反抗作为回流语的文学、复古的文学和纯文学的特别用语。而文学与文章以其对抗性的存在和转化构成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有着相当复杂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以多元开放的现代性视角观照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主流文学及“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便可整合其现代性特征。     

90年代文学语境下的金庸

90年代通俗文学的勃兴、纯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联袂主演” ;人文精神倡扬的“天鹅绝唱” ;价值失范、道德滑坡、庸常生活引起的对传统的道德理想和英雄主义的潜在“冲动” ,共同构成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在 90年代大陆“学院”、“民间”、“文化传媒”全方位成功认同的文学语境。本文对此予以粗略的勾勒和分析。     

9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存状态

90年代以来 ,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为不争之实 ,文学既无力创建社会共同的想象关系 ,也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规范 ,但作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叙事的热情和写作的欢娱。一方面是作家、批评家的分离与同构 ,另一方面是创作现状的贫血与凋敝。一方面是写作空间的顺延与扩展 ,另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日趋世俗化、庸常化。分析这些现象及其根源 ,找寻文学存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这也许是当前每一个作家和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经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作为隐形之手使社会生活无一例外地遭遇＂经济殖民＂,由此文学的经济性必将成为无法回避的文化事实。文学的经济性不仅促动文学由一元巨型叙事走向多元共生的微观叙事,而且还使体制外写作成为可能。毋庸讳言,文学的经济性所导致的文学叙事对新兴中产阶级生活趣味的归附与展示以及过分对市场的精神沉溺,的确损害了文学＂精神性＂与＂超越性＂的审美诉求。不过,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叙事策略或是意识形态长期压抑后的叙事狂欢,又不能不是文学反拨传统的正常文化反应。文学的＂经济附庸性＂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存在,就像文学的＂政治附庸性＂依然不会完全消失并将继续存在一样,灵性的文学也将不会消亡,并将永远存在。     

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是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是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是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大众文艺”运动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左翼文学和政治权力斗争形式相结合,提出了迥异于五四文学想像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方案,体现了激进的现代性追求。作为左翼文学重要运动之一的大众文艺,也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左翼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围绕大众概念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主体理性反思与重建的复杂历程。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90年代的“学院派”批评

９０年代的“学院派”批评南帆一９０年代伊始，“学院派”批评的称号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域里．有趣的是，这个称号不是由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作出倡导，“学院派”是学院里面一些才子们的自我馈赠。到目前为止，即使在学院内部，“学院派”批评也仅仅是一个隐约的雏形。尽...     

“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

瞿秋白倡导的"文学大众化",以"文字革命"引发"文学革命",既是一次语言变革(大众语取代"新式文言"),也是一次话语颠覆(阶级论话语对启蒙论话语),从而自觉而不自觉地疏通了曾被"革命文学"断裂的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进程。"文学大众化"表面上看来是通过"口语化"来实现文学语言的"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在承认言、文分离而又主张言、文重合的前提下,借助"大众化"祛除五四后新文学的欧化和精英化趋势,并以大众化书面语(文字)为语言本体,为文学母语的重建提供了另一种探索方式。虽然"文学大众化"具有其特定的政治实用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但它对语言(文学)乌托邦的祈望,在客观上成为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正是在这样的设想或规划中,重构中的母语文学得到调整、校正、优化的可能。     

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的发展

本文主要分析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城市形象在作家笔下的变化、不同性别叙事下的城市形象以及 2 0世纪 90年代的城市文化发展和文学的关系。在把握城市文学发展的同时 ,指出城市文学对现实的关照意义。     

新时期岭南文学的“城市化”趋向

如何把握新时期岭南文学的趋向?首先要从近10年来广东在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这一时代特点来考虑。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城乡经济生活的大调整和新建构,体制改革中“市带县”的社会区域的结构方式的重新组合等等,使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田园式生活急剧向城市化转变,思想文化也由封闭转向开放更新。岭南文学在反映这一历史变革进程时,也实现着自身的蜕变。它集中体现在反映的生活对象上,是把视点愈来愈集中到“城市”。不论是写乡村题材还是其它题材,岭南文学都有一种“城市化”或“都市化”     

现代性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

在现代性场景下,人必须压抑实在界的意义叩问,拥抱现代性语言秩序,才能完成主体化过程。“主体”就是被文化建构起的大他者伪像,而真实的“人”则被湮没于现代性的喧嚣之中。主体化就是以对人的真实性的否定为代价。主体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性经验,成为困扰现代人的“符号性账目”,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因此,现代性文学就是现代人的文化体验史,也是主体对自我生存无奈的一种窥视。     

90年代女人“霸权”意识

在男人面前,女人总要压抑自己,顺应男人的脾气。如果让女人解除顾虑,信口开河地对男人发号施令,她们会颁布以下戒律:     

“回家”:钱钟书对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思考

在质疑文学进化论和辩证看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钱钟书围绕着文学现代性这一话题展开了思考。他坚持认为,文学领域中并不存在古与今、新与旧的对立冲突,现代文学观点往往以某种形式潜藏在传统文学思想中,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进程离不开与文学传统的融合,而回家则是这一进程走向成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论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市场化潮流

市场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学的主要潮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文学的生存环境、存在形态都体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特征。市场化的文学中也体现出对人文精神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略论台湾“文学文化化”的趋向

近年执编《联合文学＞的台湾诗人初安民，在该刊1992年元月号以《文学文化化＞为题，首次明确提出a文学文化化＂的口号，称之为未来两年＜联合文学＞所要追求与努力的方向，并引用维克多·赫尔所著之《文化理参＞为“文化”下了如此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模式及心态，以及为经营某种生活所酝酿出的种种精神及物质层面的活动。”无独有偶，1992年6月，在另一重要文学期刊＜中外文学＞创刊纷周年纪念专辑上，总编辑廖成浩撰文表白其办刊宗旨亦写道：“我们也意识到文学与文化的不可分割。因此，探讨文学的文化意义，实践文学的文化使…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