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对话：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

主持人导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穿越后,似乎遭遇到了新的困惑,传统向现代的问难,国学对西学的质疑,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现实的时话能力式微。曾经在1980年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让人觉得活力不足,创新不够。学术界在焦虑与困惑中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开拓与建构。近年来李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了以“民国机制”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