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单位

翻译单位的问题 ,早在 2 0世纪 70年代初 ,就成了翻译界众说纷纭的问题。通常从三个方面探讨翻译单位 ,即以话语 (篇章 )为翻译单位、以超句单位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和以小句为翻译的基本转换单位。分析当前翻译单位的研究状况 ,尝试从“本位”的角度研究翻译单位 ,指出“以超句单位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可以改成“以超句为本位”的译法 ;“以小句为翻译的基本转换单位” ,可以改成“以小句为本位”的译法。讨论这几种“本位”孰优孰劣 ,或者探索各自的使用频率 ,确定其相对的实践价值大小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本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位思想集中体现在“家族”“国家”“集团”这几个方面,而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位思想则主要体现在“个人”“权利”等方面。通过对于中西方的比较有助于理顺中国传统法律的集团本位和西方传统法律的个人本位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分析哲学视野中的句本位语法——为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

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及其句本位语法思想,就现代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是从句子这一思想的表象出发,去发现"一种语言底普通规则",这与现代分析哲学创始人弗雷格的思想十分相似。黎先生的"实体词"与"述说词"的说法,具有较大的普适性,不但适合于汉语这种词根语,而且适合于羌语、却隅语等黏着语。"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是对语言现象的正确描述,是"词性相对论",它本质上是语义取值问题;以外延词和内涵词、外延词品和内涵词品的原理来阐释词性相对论,不但不觉得该理论没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它是超越时代的杰出见解。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现代汉语独语句研究的百年回溯与展望

独语句是非主谓句的一种，主要由一个词或一个偏正词组植入标识语气的标点符号构成，其发展反映了百年来中国文法探索者对印欧语法框架的质疑和对中国语言事实的思考。文章从独语句的术语嬗变和界定入手，梳理了“省略说”“零句说”“词组本位说”“字本位说”和“小句中枢说”等语法理论对独语句发展的贡献，指出了现有成果在概念界定、分类和准入条件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文章借助构式语法和认知语法理论对独语句的分类和准入条件等进行了讨论，并对独语句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展望，旨在助推汉语独语句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汉语语法教材编写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论翻译单位的两个阶段——"句本位"和"篇本位"

翻译单位经历了词层、句层和语篇层三个阶段,此过程体现了翻译研究从静态到动态、从形式到功能的发展趋势.笔者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单位"句本位"的局限性及"篇本位"的合理性,指出只有从语篇的层面研究翻译,才能全面、忠实地传递原文信息.     

“有”字存现句的历史来源

“有”字存现句是最早产生的存在句类型,也是使用最普遍、通行时间最久的存在句。“有”字存现句又可分为体现静态存在关系的“有”字存在句和体现动态变化的“有”字隐现句。从历史来源上看,表存现的“有”来源于表领属关系的“有”。     

从中文信息处理角度看《新著国语文法》

《新著国语文法》的语法体系不仅在汉语语法教学和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而且在中文信息处理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其普遍语法观念、“句本位”语法体系、句成分语法观念、对字与词的明确区分、对动词的分类等均有助于汉语形式语法的构建。     

基于加的夫语法的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研究

本文从加的夫语法视角对现代汉语中的“动补结构”进行了研究,旨在探讨这一结构中的“补语”在小句意义的表达以及句法成分组成上的不同。文章基于“形式体现意义,意义为中心”的原则,对汉语学界基本认同的七大类“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进行了重新描述,得出:这几大类“补语”或者与小句内的主要动词一起表达过程意义,用作小句的主要动词延长成分;或者表示词组内的中心词所体现意义的程度,用作小句内词组中的程度缓和词;或者体现小句的语气意义、情态意义和极性意义,用作小句的操作词;或者体现小句过程所期待的一个参与者角色,用作小句的补语。同时,文章探讨了“动补结构”中“得”字的功能,指出:“得”为小句或词组层次上的引出语,将引出成分的语义指向小句内的主要动词或主语,或者指向词组内的中心词。      

多元化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本文探索和创新有效的外语教学模式,尤其在个性化、协作化教学的实质、机制、自主学习能力的获得等基本问题上进行研究探讨。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传递知识为目标的“填鸭式”教学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本位、素质本位”教学模式转变。通过多维教学,体现英语教学的实用性、文化性和趣味性,丰富大学英语教学的内涵。     

论“使”字句的句式意义

根据致使结构理论对＂使＂字句的表意特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将＂使＂字句的句式意义概括为：致使者A无意识地引起被使者B的一个不自主的变化C。致使者的无意识性、致果变化的非自主性以及＂使＂字的弱动力性使得＂使＂字句体现出客观致使、静态致使的特点,同时＂使＂字句有较强的书面语色彩。这个分析结果对指导留学生正确掌握＂使＂字句有实际指导意义。     

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

现代汉语中“V满”结构的情状（situation）类型对其句式选择有一定限制作用。“V满”结构既可以表达完结类事件（accomplishment）又可以表达状态（state）,这一语义特点使其成为一类特殊的动结式结构,具体表现为既能进入一般动结式所构成的句式,还可以进入存在句句式,并且部分“V满”句出现主宾互易现象。此外,“V满”结构在句式选择上表现出的特点,除了有语义方面的限制作用外,与语用、认知等因素也有密切的联系。     

虚词“者”字的句尾语气词用法及其形成过程

虚词“者”的一种常见用法，是用在疑问句、反问句或陈述句的句尾。这时“者”字属句尾语气词，它能与疑问代词相配合表示疑问、反问的语气；还能用在陈述句的句尾表示肯定确认的语气。这些用法都来源于能构成“者”字词组的“者”字，是结构助词“者”字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数量＋动＂与“动＋数量＂构式的不对称性解析

“动＋数量”和“数量＋动”构式同为现代汉语动量的表达方式,但两者的地位和功能并非等值,“动＋数量”构式是动量的基本表达方式,其表述功能单一,一般只位于句末表述动作的客观量,而“数量＋动”构式则是具有一定语用功能的有标记性表达,具有凸显动作情状、表达主观量以及充当句子话题焦点和次话题的功能。汉语动量语序的历时选择过程是造成“动＋数量’’和“数量＋动”构式不对称的根本原因。     

南朝诗风新动向与“秀”的理论形成

南朝诗歌的艺术走向，以秀句、秀象、秀境的形成为典型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其概括为“句之独拔”、“象之卓绝”、“境之浑融”，这一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的相辅相成，是对南朝诗风新动向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江西诗派诗论与宗杲“看话禅”的话语同构

宗杲是宋代以来影响最大的禅师。江西诗派诗论如吕本中的"活法"、徐俯的"中的"、韩驹的"遍参"、曾幾的"慎勿参死句"都与宗杲"看话禅"有着话语同构关系。     

1924年的黎氏文法新探——纪念《新著国语文法》出版90周年

1924年的黎氏文法体系隐含的50年代借鉴国外现代语法学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产生的两语法书的内容：造句格式基本句法结构建立、按句法功能标准划分词类,句法结构次序,语法成分、语义成分对应非一对一,从句法结构分析语义关系。隐含的8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方法是：语法形式和意义相互结合与对应,词的分类、兼类、用法特点语法形式表现及句式变换,歧义句层次与分化表现,语法结构的句法、语义、语用结合分析。黎氏文法＂依句辨品＂说在建国后的变化——新解、倒退、发展。新解是说明＂辨品＂为＂辨别＂词类,非＂区分＂词类。倒退是：＂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先更改为＂凡词,依靠结构,显示品类＂,后质变为＂四级形态论＂。＂发展＂是句子结构、词组结构一致,＂句子＂成分＂辨品＂,成为＂词组＂成分的结合能力＂辨品＂。说明＂依句辨品＂合理,＂离句无品＂成立。正确对待传统文法学,建议重印《新著》1924年原版公开发行。     

农民现代性的内涵与价值生成

农民现代性是农民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后的个性生成与重组，其内涵包括“目的性气质”和“技术性气质”两方面。从现实微观的角度看，农民现代性的价值与生成为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主体支撑；从宏观的理论角度看，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过程与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有着共同的价值耦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试论毛泽东诗词含蓄的三种方法

含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艺术反映,充分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作者通过句式跳跃和对比烘托以达到含蓄,通过侧面暗示以达到含蓄,通过结句以达到含蓄,让作品的言内之意引申发挥,扩展深化,铸造一个具有"言外之意"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