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的剩余索取权与资本收益的安排

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及资本收益的安排问题,得出由股东拥有企业全部剩余索取权只是分析框架下的一个特例,真正影响各利益相关者剩余索取权分配比例的内在因素是他们在资本市场上的稀缺性、各自所承担风险的差别以及公司治理对资本收益的安排.结论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产出的分享比例不断上升;公司治理的改革应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根据收益风险对等的原则进行治理机制的创设和调整.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享有剩余索取权的合理性

与传统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中人力资本具有高专用性、特异质性、强显示性等特征,而且高新技术企业表现为一种特别合约,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前者不再处于被雇佣的被动地位,因为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已成为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人力资本所有者日益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经营效果的主要决定者,因此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享有剩余索取权就显得极为重要。     

企业人力资本参与剩余索取权分配的方法研究

本文在对人力资本的内函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力资本分享剩余索取权份额的确定方法,并探讨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与非企业家人力资本细分这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的形式与方法,从而为研究这一问题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股份有限公司剩余索取权分配机制及其公理化研究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剩余索取权的分配问题,新古典产权学派和利益相关者学派均缺乏系统的研究。文中建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剩余索取权分配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公司剩余索取权分配机制的不公平现状。基于公理化分配理论,对平均分配机制、基于合作对策的分配机制以及序列分配机制进行了公理化研究和比较,最后建立了两阶段剩余索取权分配模型,将Shapley Shubik公式和序列分配机制分别应用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分析表明,这种方式是公平有效的。     

可以称为人力资本的是什么——兼说怎样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与企业剩余索取权

<正>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作为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而且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即这是一个人力资本在企业中被逐步挖掘和重视的过程。显然,这个基于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对传统的“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或股东)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观     

剩余索取权虚化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基于“清江体制”的研究

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虚化的直接原因是剩余索取者在控制和行使剩余索取权的过程中的偷懒行为,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者不能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缺乏足够的动因行使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虚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剩余索取权虚化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主要体现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严重失衡,导致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软化。改进剩余索取权虚化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点是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老三会”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产权安排、治理机制、政企关系与企业效率——以“科龙”和“美的”为例

本文通过对“科龙”和“美的”两个案例的剖析 ,探讨企业产权安排、政企关系、治理机制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 ,产权清晰程度和产权的流动性是产权安排的两个方面 ,我国的产权改革主要是循着产权清晰的方向迈进;作为产权安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虽然产权清晰并不能必然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 ,但却是提高企业长期效率的前提 ,它通过激励、外部竞争等治理机制对企业效率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又决定了不同的治理机制对企业发挥作用的程度 ,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的治理机制 ,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无产权保障的治理机制也能在特定条件下解决企业的效率问题 ,但却不能永久解决;产权安排不同的变迁路径不仅体现了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不同理性行为 ,而且也是管理者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积累差别的产物。因此 ,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优化企业的产权安排将是公有制企业改革的必然出路 ,而这种优化产权安排的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多方利益博弈下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代理行为能否得到有效约束 ,以及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产权能否得到尊重和确认 ,而管理者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则是这一改革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