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法官制度发展

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介绍了我国法官制度的发展。古代中国没有独立的法官职业,也没有独立的司法官员,在地方政府中行政官员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职能,而在中央,皇帝则是集合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最高长官。清朝末年西方国家声讨中国落后和残酷的司法制度,纷纷建立了治外法权,清政府的司法权受到威胁。理论界和思想界也对中国传统的法官制度进行了强烈抨击,纷纷要求进行司法改革。在内忧外患下,清政府不得不模仿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以期收回治外法权。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近现代的司法体系逐步建立:法院系统设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检察机构设置在各级审判衙门内,负责侦查、公诉并监督判决的执行。法官称为推事。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进一步学习德国、日本的大陆法系司法制度,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规定法官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体制由过去的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文革之后,我国的法院和法官建设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1995年《法官法》的颁布,该法正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法官这一称谓并建立和完善了我国一系列现代法官制度,它的颁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官制度的全面确立。从法官制度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我国的法官制度从古代的司法行政合一逐步发展到现代的专业法官制度,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我国法官制度是在学习西方法官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官制度。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律自身的抽象性、模糊性为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空间,法官的良知及其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则对其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具有阻却作用.基于此,应当进一步严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缩小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空间;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限制刑事判决的恣意性;强化检察机关和社会对法官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完善法官选拔、任免制度,促使法官自觉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准确、公平、公正地适用法律.     

中国审级制度发展的路径

建国之初,由于国土广阔、交通不变,把社会矛盾和冲突限制在发案地解决,由此确立了作为过渡时期的二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在市场经济下新的利益冲突面前,司法腐败,两审终审制正在被申诉、再审、抗诉、审判监督、上访以及其他种种复查程序所冲击、侵蚀和瓦解。法学界也在探讨中国审级制度的未来模式,但往往是将西方法治国家从乡土发育成熟的规则作为唯一的审级制度,有失偏颇。因此,需要建立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审级制度,如三级终审制、法官裁判文书的发文权、独立于司法机构的法官惩戒委员会,监督法官违法,使司法走向公正和效率。     

论中国传统法律事实认定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趋向

中国传统法律事实认定中强调"理无可疑"的方式与近代西方以来所流行的自由心证方式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是中国传统法官在法律事实认定过程中所深具的"平民式思维"和伦理政治思维趋向,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强烈的实用主义的诉讼品格,从而导致中西之间法律事实认定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诉讼制度始终无法走上形式理性的内在根源之一。     

宋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

法官责任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制度经过盛唐时期较成熟的发展之后,已经相当完善和系统。宋承唐制,并继续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而对这一制度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法官责任制度涉及司法活动的各个方面,如违法受诉、违法刑讯、状外求罪、判决不引律令、出入人罪、应上奏不上奏等等。本文仅就管见所及,对宋代法官责任制度中比前代发展比较大的几个方面,进行一番探讨。     

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其法律规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追求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 ,但若被滥用 ,则适得其反。本文依据分权制衡原理 ,论述法官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通过对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制度之比较 ,论证法官独立原则之确立及法官制度之完善。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转型期中国浮动的司法立场及其成因

转型时期的中国,还不存在确定的司法立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的理论。在当下中国,司法的立场是浮动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耦合。法官们,甚至同一个法官,选择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仅仅是概率和程度问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司法意识形态。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验证法官司法立场的变迁以及策略的运用。     

主审法官责任制模式的考察与设计

本文首先考察了主审法官责任制的典型模式 :青岛模式、武汉模式、沈阳模式、通化模式、襄樊模式、新疆模式。在借鉴、参考各地做法 ,结合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提出了对主审法官责任制的设计 :明确选拔主审法官的原则 ;确定主审法官的要求、条件和程序 ;量化选拔标准 ;强化审判长的职责 ;动态考核 ,实行淘汰递补制     

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若干思考

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仅是抵御党的执政风险、完成改革发展使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针对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的权威性不足、干部选任考察制度滞后、干部选拔竞争机制不完善、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制度缺失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干部选任制度的权威性,进一步改进干部选任考察方式,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竞争机制,进一步健全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职业法官培养的模式选择

为了维护司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我国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已成为法律专门化和司法程序规范化的时代要求。法官的职业化至少应具备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职业道德 ,以及相应的职业保障制度作为基本条件。对比西方各国职业法官培养之模式可以发现 ,实际上我国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培养制度。要改变此现状 ,应从法律教育的角度入手 ,以最终实现法官的法律活动专门化、知识结构同质化、职业队伍精英化     

法官裁量权与法治国家建设

在现实中,中西方国家都存在法官裁量权,但中国法官裁量权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其实,法官合理行使裁量权,能够克服法的局限性,实现正义,维护秩序,促进法治国家的建立。     

科举制的利弊和借鉴

科举制确立于隋唐时期,废止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公开和客观等原则,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传播了儒家思想,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同时也造成了官本位主义,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思想。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有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现今高考制度改革和公务员制度完善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论传统司法的道德思维

人们一般把法官判案的思维分为二类,一是演绎,一是归纳,这恰恰对应了西方两大法律模式,即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无论是大陆法系法官的演绎思维还是普通法系法官的归纳思维,他们所追求的目的都是实现个别法的正义。但我们却难以在西方的这个思维框架里,讨论中国古代审判官吏的思维类型。中国传统司法官吏的思维或许既有演绎又有归纳,但其本质是一种道德思维,表现为内我思维、时中思维和生活思维三个特征。     

建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研究

法官释明权属于诉讼指挥权的一种,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建构法官释明权制度有利于实现实体公 正和社会正义;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能够补充辩论主义的不足。因此,建构法官的释明 权制度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转折——高考恢复30年省思

1977年恢复高考,顺应了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和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与英明决断.高考取代推荐,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转折,产生极为深远的教育与社会影响.比较和分析高考存废之得失,我们应倍加珍惜30年前来之不易的考试选拔人才的权利.     

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学界对科举制的评价多从选拔人才角度出发,而对其政治统治效用认识不足.其实,科举制的历史作用,不在于其对优秀人才的选拔,而在于其对中国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它立足于把官员选拔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并能够扩展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进而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实现社会教育和政治统治的密切融合.科举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大的亲和力,高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成熟以后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起到了社会凝聚和社会稳定效应,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作用.     

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

韦伯等西方学者都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中西方学者对于这一偏见不时地作出了批驳。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偏见作出了新的回应 ,给予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批判。本文认为制度是信任的基础 ,中西方社会信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形式 ,即“内在制度型”信任与“外在制度型”信任 ,它们各自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培育与塑造而成 ,且各有优长 ,相互补充。传统中国社会信任度不仅不低 ,反而是相当高的。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信任形式 ,如果加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必将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比较浅说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是刑事司法民主的重要制度之一 ,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治安法官制度 ;二是陪审团制度 ;三是参审制。治安法官制度较少见 ;陪审制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如今逐渐衰落的发展过程 ;参审制是大陆法系国家对陪审团制改造的结果。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实际上就是参审制。人民陪审制目前在我国受到冷遇 ,急需改革 ,西方国家参审制与陪审制的成功经验无疑可资借鉴。     

竞争性选拔的制度属性、逻辑起点及效用分析

竞争性选拔制度是在克服传统干部选任制度的弊端,丰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路径的前提下建立的.因此,在技术层面探讨的基础上,对制度本身的理论定位和理性反思显得尤为重要.在制度属性上,竞争性选拔制度是糅合推荐制、选举制、考试制的一种"制度集合体",其逻辑起点是"选拔",而社会身份和晋升性流动则是"选拔"的两个基本支点.目前的竞争性选拔制度,其效用的大小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所蕴含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成分及可操作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