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失地农民利益的损失不仅是巨大的,也是综合的、全方位的,本文通过分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体现,剖析了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保障社会公平和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分析了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重要意义,并从完善土地征地制度、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机制、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对策。     

浅谈中国失地农民问题及对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失地农民问题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对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失地农民的规模以及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了解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和市民化问题,并从社会保障制度、征地制度和就业促进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而解决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论农民权益保护下的我国征地补偿

在既有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往往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很容易引起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现象。这就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在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出现了很多与征地有关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和集体上访现象,严重地威胁了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尽力维护我国农民的权益,对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局限性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土地征收公平补偿制度的建议。     

有关失地农民若干问题的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增多,已经对城乡社会的稳定造成消极影响。为稳定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从制度上对征地行为加以严格的规范,完善征地管理措施及征地补偿制度,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实现社会的稳定。     

重庆统筹城乡背景下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安置模式

如何处理好征地中的利益关系,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合理安置失地农民,是重庆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提出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构建"以‘利益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公平补偿机制、以‘保障安置'为核心的生存退路安排和以‘就业安置'为核心的发展出路安排"的集"公平"、"生存"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安置模式,以解决失地农民合理的利益补偿和长远发展问题.     

农民权益保障视野下的征地补偿制度探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为由征收农民土地,拓展城市范围.但由于目前的征地补偿机制不完善,各方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从而引发了农民时征地的普遍不满.土地征收补偿事关失地农民生存权,只有从农民权益保障的角度出发,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土地征补偿制度,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关于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政策建议

失地农民的“土地换保障”养老安置是否能落到实处、起到实效,关键是要一手抓“土地”,一手抓“保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征地补偿环节和纳入养老保障环节齐抓严管,双管齐下,形成规范征地制度和加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良性循环。一、因地制宜进行征地制度改革1.以人为本,依法治农,是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出发点。政府不应是市场利益的争夺者,而应是市场经济规则中公正的维护者,要从根本上理清农村土地问题上的社会公正与效率、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格局规划与权利义务配置等问题,并将之贯穿于相应的立法中,制定和完善…     

城市化进程中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策略选择

城市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历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体现。伴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征地趋势已成为必然,出现失地农民也是正常现象,但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在城市化改变了赖以耕地为生的农民生活轨迹后,失地农民因土地产权的法律界定不清晰、土地征用行为和程序的不规范、补偿标准和利益分配严重不公、安置水平严重低于现实保障需要和农民观念陈腐、劳动技能和素质太低等原因导致了权益保障缺失。保障其权益,从策略选择上,必须明晰土地产权,理顺权利关系;规范征地行为,完善征地程序;提高补偿标准,健全分配机制;拓展就业渠道,提升安置效益;保障基本生活,强化社会保险;加强土地立法,提供法制保障。     

农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设计探讨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土地的需求导致失地农民的大量产生,失地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保障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将分析政府征地行为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提出设计方案.     

我国土地征用问题综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现行的国家依据公权将集体所有土地征用后,再行出让土地使用权,并借此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等一系列土地权利制度模式, 已无力解决诸如土地资源有限性、土地资源的代际分配、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用补偿以及土地金融证券化等问题。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失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在广泛阅读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作出简要评析。     

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用地的序贯拍卖定价机制研究

现行建设用地指标定价机制未能有效反映其真实价值，使得农民缺乏复垦闲置宅基地来提供建设用地指标的意愿。针对指标和建设用地的互补性特点，以及指标价值是开发商私人信息的特征，本文构建第一价格和第二价格两种密封拍卖下的互补品序贯拍卖模型，研究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用地的定价机制。理论和仿真分析得出两种拍卖下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用地价格，并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不同目标下的最优定价机制。研究发现，两种拍卖下，竞标人的建设用地指标报价均随着土地价格增值系数增加而提高，随着竞标人数递增而降低；序贯二价下的竞标人建设用地指标及建设用地的报价均高于序贯一价；序贯二价下，持有建设用地指标的竞标人获得建设用地的概率更高。因此，地方政府可采用适当提高土地闲置费用的方法，以此提高失地农民复垦权益，激励农民复垦闲置宅基地，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同时，采用序贯二价拍卖，提高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的利用效率。     

土地制度的供求冲突与其改革的框架性安排

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商业经济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对土地制度的供给及其功能提出了特殊的需求。就目前来看,两种公有、高度集中和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和配置制度与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土地集体所有的虚无性衍生出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框架性安排:土地的两种公有制并轨,国家拥有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分解国家所有的占有、使用、处置等权力,实行较长的使用年期财产权制度,农民和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年期财产与社会保障挂钩,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管理主要用来弥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缺陷。     

程序公正先于货币补偿: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决定

利用2010年中国17个农业大省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农民对征地满意度的决定。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征地补偿款全部发放给农民、政府或村干部与农民事先协商征地补偿水平、征地补偿水平较高时,农民对征地的满意度将显著更高。通过控制事先协商与征地补偿水平的交互项,我们进一步发现,只有事先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水平进行了协商,那些征地补偿水平较高的村农民对征地的满意度才显著更高。这说明,在实践中,我们需要在维护农民对征地过程参与权的前提下,提高征地的补偿水平。此外,我们也发现,当征地用于公益建设时,农民对征地的满意度要比非公益建设征地时显著更高。     

转型期中国农地最适所有权安排——一个制度经济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从农业绩效优化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农地所有权的最适安排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转型期间,农地集体所有制无疑要优于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的相对落后以及国有制下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高成本弊端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农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和国有化往往是低效或是无效的;而农地集体所有制则随着排他性权利的赋予、农地市场的开放以及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完善,弥补了私有制和国有制的诸多缺陷,成为一种相对较优的所有权安排模式。     

平台模式下农民合作社与供应链协调研究——以农户主导视角

针对众创平台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供应链协调问题。在农地流转背景下提出了一种农户主导供应链的多阶段斯坦科尔伯格博弈模型,设计了一种集中决策模式和四种分散决策模式,考虑了风险传递、决策优先权、边际成本和风险成本问题,构建了农场主、合作社、小农户和平台以农户数量（或合作比例）、土地流转收益、增产率和期望销售目标等共同影响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得到了最优土地流转收益和最大化利润所满足的方程;发现农户数量（或合作比例）、收益分配率、销售目标等因素都会对最优解产生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农场主（或合作社）优先权可以提高农场主（或合作社）利润;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社模式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在农场主（或合作社）模式中平台和小农户利润通常是较低的;在供应链协调和小农户利润不降低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对平台利润差额进行补偿以保证合作社模式持续均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是现阶段农地市场发育缓慢的产权原因 ,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又与其法律属性不明确有关。不完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降低了农户农地经营收益和农地交易价格 ,提升了农地交易成本 ,降低了农地市场交易的净收益 ,最终减弱了农户的农地需求和供给。要加速我国农地市场化进程 ,就必须按物权理论规范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 ,从产权安排上克服我国农地市场发育的产权制度瓶颈。引言已有的大量文献曾致力于评价私有财产与共同财产制度的相对优劣性 ,这一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哈丁“公地的悲剧…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

本文是以现代企业理论为研究基础,以东北农村为例,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问题的一项经验研究。研究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经营规模、经营效果,探讨适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根据3组不同情况的样本分析,得出土地规模经营受制于土地流转速度和集中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转移数量的结论。如果土地流转速度和流转数量加快,土地的集中度就提高,从而土地规模经营将发展和扩大;同样,如果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数量加快,土地集中度就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就成为可能。文章研究了农业机械化和生化技术使用情况,得出农业机械化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替代的界限依赖于农业机械与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变化或相对成本变化。生化技术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节约或替代,这两种技术代表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但是这两种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是相容的结论。本文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小块土地经营并没有排斥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只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有关,而与土地经营的规模大小无关,这个结论与中国的现实是相符合的。     

The breakdown in rural communities—Can we stop it?

Urban and suburban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land use,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of the country. Highly productive agricultural lands are being converted to non-agricultural uses; the costs of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are increasing;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productive farmland are lying idle between rural subdivisions; and the sale of land in remote rural areas of the country for ‘investment’ and second home purposes creates stress in rural communities, undermines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agriculture and limits the amount of productive farmland available for food produ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planning strategy to regulate and monitor this rural-to-urban conversion process.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启示

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空间效率配置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通过计算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产出效益,结果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梯度差距;在产出效益的基础上计算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章应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1989～2001年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24倍,西部地区的1.39倍。文章据此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发挥土地利用的空间比较优势原则,并提出了基于空间效率差异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思路。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 Case Study of Land,Dispossession, and Aftermath at Newmont's Ahafo Project in Ghana1

An important part of responsible business practices is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This article details what actually happens when the laws of the host country fail to ensure adequate protection. The focus here is on land dispossession and loss of livelihood in relation to a gold mine project in central Ghana. How is it that a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company—Newmont—with its ow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statements sets up a project in the year 2003 that displaces subsistence farmers from their land without compensating in cash or with replacement land?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the factors that lead the company to not compensate farmers for their lost land: cost‐cutting,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law, CSR commitment that was new and not internalized, complexities of the Ghanaian land tenure system, peer pressure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selection of an “old‐school” CSR manager, and the inadequacy of Ghanaian mining law to account for relatively novel, “open‐pit” mining techniques. However, the specter of famine raised by civil society activism, the invol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rporation, and a better qualified CSR team constitute another set of factors that lead to a comprehensive package of livelihood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re i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complexity, long‐term, and advanced type of assistance Newmont currently envisages and the backward, short‐term, formalism, and brutality of denying compensation for land back in 2003.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extensive documentation Newmont makes available on its web site,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Ghana, and litera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