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到文学：“雅”之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

“雅”在先秦文化土壤里诞生,经历漫长的文学演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倾向、一种文学评判标准.“雅”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范畴,其审美内涵从对上古音乐的描述中孕育而出,在《诗经》文化传承、文人审美与创作追求、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特定文化氛围影响下,过渡到文学评判领域,具备丰富的审美意蕴,形成一套对“雅文学”进行品评行之有效的评判标准.     

秦代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本文分析了秦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秦代历史短暂,文化底子较薄,特别是秦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是秦代文坛寂寞的主要原因。作者同时又从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秦代文学的具体成就,指出秦代文学有其特色,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各种文学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代文学的成就及其成因,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试论秦政治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战国时的秦国位于甘、陕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先民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多源性特点。秦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仰韶文化西移后，吸收西部以细石器为特色的草原牧业文化及西南部的古蜀山地文化、江汉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融合而成。秦文化的多源性，对其政治制度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由秦缪公重用西戎人由余到孝公利用商鞅变法使秦成为战国七霸之一；昭公又采纳范睢“远交近攻”之策，最后消灭六国建立秦王朝。秦始皇重用李斯实施各项统一政策，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专制皇权”和“武装进攻”。     

秦代文化政策新议

秦代文化政策新议王彦辉对秦代文化政策的评析，学界一直笼统地以“文化专制主义”一言蔽之。这种提法并不准确。秦统一前后，对诸子百家一度采取兼容政策。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秦的文化政策为什么发展为极端的“焚书”，造成哪些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     

碰撞、交融——秦直道文化遗产性质的认识

秦直道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关于其历史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研究成果甚少。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项交通工程来看待,它在技术以外的文化、社会等层面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知,与其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的贡献不匹配,其研究视野亟待突破。鉴于此,本文以《文化线路宪章》对“文化线路”的定义及其判别标准为基础,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将秦直道纳入系列遗产的范畴中,论证秦直道的文化线路遗产性质,力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和阐述秦直道在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互动共享、碰撞交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乃至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对“文化误读”进行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各自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与文化时差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的实质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是否具有“同一”的“文化关系”。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包含合倾向性与合形式性两个命题。文学接受中的不合倾向性与不合形式性 ,究其原因 ,是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倾向与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调形成“错位”或“逆反”态势。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问题的背后隐伏着文化背景转换 ,也就是“文化时差”问题。文学史或者说文学接受史是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对其影响的效果史。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文化价值观念的生成、演变、发展 ,导演了人类文学接受史上一幕幕精彩活剧     

从中西文学现象的比较看“意识公式”的原型阐释功能

荣格把从原始人的心理经验的历史“蒸发”中遗传下来的“没有意义的形式”称为原型,并把这种原型所具有的文化遗传影响,形象地概括为群体意识活动所必然要遵循的一种“意识的公式”。本文从文学阐释的角度,通过中西比较的方式,具体分析了由于中西原始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作为一种“意识的公式”的“天人关系”,在中西文化发展中所体现的不同的原型特征,以及由此而对中西文学的发展和文学传统的形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相识”未必能“相知”——“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关系辨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理论界和批评界一直存在分歧。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与文学的双向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积淀和革新要求为“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是其生长之根,它有中国本土小说发展流变的特色。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文化诗学”,从它自身的理论建树以及在中国被引进、介绍的情况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异变探析

1980年代以来,传承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台湾乡土文学因受“本土论”思潮的影响而被“台湾文学论”取代.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既是全球化语境中台湾本土文化的自觉应对,也和它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息息相关.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并没有隔断中国新文学传统,所谓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形态,而是“文化台独”在文学上的反映,并非台湾文学自身运动的发展.     

陆游科考被秦桧“显黜”考识

陆游一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绍兴二十三年应举再次失利。失利的原因,陆游"诗题"语焉不详,《宋史》本身与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多有矛盾之处,后世著述纷纭其说。综合分析相关资料,陆游当年赴锁厅试,因与秦桧之孙同场竞技,被置末位;礼部试更由于秦桧党徒的周密安排,未入考官的法眼。     

译介雨果第一人─—《曾朴与雨果》之一

曾朴是近代中国译介雨果的第一人。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译介雨果,一是晚清社会政治变革的时代要求,二是中国近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需要,三是曾朴本人在政治思想、文学观念、个性气质等方面与雨果有着惊人的相似。曾朴译介雨果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翻译思想。他的翻译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秦兆阳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秦兆阳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区委书记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和对林赵爱情的强化上。这种修改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的改写触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写真实"等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刘心武先生"揭秘"秦可卿之误浅议

刘心武先生“揭秘”后的秦可卿,存在着诸多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揭秘”过程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文本语句理解的绝对化;二是在以“史实”论证的过程中,其“史实”全凭一己之见,而其“论证”的过程也以主观推测为主;三是对秦可卿的理解是从印象出发,不顾及《红楼梦》整体思想与她在全书中的作用。刘心武先生对《红楼梦》和秦可卿“揭秘”,实则是不顾其作为小说的艺术特点,消除了其伟大意义。     

论巴蜀文化对李白侠意识的影响

李白一生以侠客自居,始终保持高昂游侠豪情,这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巴蜀侠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巴蜀地区自先秦以来民众就显得剽悍劲勇、质直好义,表现出原始朴素的侠义意识。秦汉以后,在中原秦赵燕等地豪侠文化的影响之下,巴蜀地区形成以地方豪强为特征的豪侠文化,盛极一时,延绵至隋唐。这样一种浓郁的豪侠文化氛围,对青少年时期李白的性格与个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豪侠的行为特征,并影响终生。     

岳麓书院藏秦简始皇禁伐树木诏考异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事业刚刚完成,有很多重要的政务需要君臣协同处理,皇帝出巡,既无充足的时间,也乏充分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出巡时,曾下令伐木赭山以惩罚敢于兴风作浪的湘山之神湘君,如果禁伐树木诏发布于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以后将失去法律效力。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秦律令抄录于秦末,说明这条诏令直到此时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也证明其发布时间应该在秦始皇二十九年的出巡期间。     

试论秦观诗的艺术风格——“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秦观前期诗 ,以田园、山水、酬唱为主要内容 ,风格不一。秦观在重大政治关头曾写过一些讽刺诗 ,数量虽少 ,但却振聋发聩 ,令人耳目一新 ,使人看到他在静穆之中又有着金刚怒目式的抗争。秦观后期诗 ,以贬谪生活为主题 ,以哀怨加悲愤为基调 ,严重高古 ,自成一家 ,是秦观一生思想和艺术成熟的结晶 ,形成了秦观诗的主旋律和主体流向。因此 ,“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重“学”与重“道”:关于苏辙道德文章的考察

苏辙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呈逐渐走低的态势。古代文章“一门三父子”的千古美誉,苏辙成为最黯淡无光的一位。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苏轼光环的遮蔽所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苏辙研究不够,认识不深。苏辙一生重“学”重“道”,强调学道既是学习之本,更是立身行世之要;他毕生追求道德文章相统一,故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与秦观不约而同地对此高度推崇,现代研究者不能熟视无睹。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