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与"湖南门罗主义"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提出"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的"湖南门罗主义"口号,它的基本主张是"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以及"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一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综合体,这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近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     

宪政理想的地方实验--再论梁启超与湖南自治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而且是唯一在实践中实行省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当时的名流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梁启超亦不例外,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梁启超并非如前人所论是一个坚定支持地方分权的联省自治派,他支持湖南自治,最终是为实践其宪政理想,而非为联省自治本身.梁启超不过是以湖南自治运动为契机,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以支持湖南自治为手段,为其宪政理想特别是国民制宪理想的实现寻一个实验用地而已.     

民权意识之扩张：舆论中的湖南自治运动考察——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且是唯一一个实践了省宪自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众多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使得湖南自治脱离了地方军阀及官僚所预设的官绅包办自治的道路,社会大众的民权意识得到了较大扩张。长沙《大公报》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大量报道,从舆论角度呈现了当时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态度,展示了在该运动推动下,地方读书人与普通民众的民权意识大为扩张的时代情境,尤其是在官治与民治、省宪与人权等多种政治诉求的交织博弈中,近代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复杂面貌。     

论民初湖南平民教育运动

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民初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在当时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湖南被称为全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策源地。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兴起的原因包括:一战后欧美平民教育思潮蓬勃兴起的影响;杜威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湖南自治宪政运动的催生作用。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发展的历程则是:湖南平民教育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是在1922年;在湖南平民教育运动的前期,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期的湖南平民教育运动主要由湖南省教育会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湖南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湖南地方自治的进程;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冲击了旧有的教育观念,带来了教育观念的更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

一般研究者主要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视角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而忽视了它的文化运动背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内涵理解上的偏颇,即只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忽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本文提供若干鲜为人知的史料,说明在毛泽东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在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已从不同视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的问题,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化"的阐述既吸取了当时理论工作者的观点,又大大高出于他们的思想,具有经典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     

"麦克马洪线"问题的争论及其解决

中国西南边界的"麦克马洪线"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纠纷,也是至今中国仅存的陆路未定界中争议最大的一块地方.1960年中缅北段边界的划定并不意味中国政府认可了"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邓小平曾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把争议较大的中印东、西两段边界联系起来解决,将是两国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到妥协、互利方案的最佳途径.在处理敏感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上,印度政府应吸取中国与其他邻国达成边界协议的经验,果断处理中印边界争端,其间如何引导以及应对民众情绪,将成为印度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     

长沙《大公报》视域下的湖南联省自治思潮

湖南联省自治的进行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毛泽东、龙兼公、彭璜等领导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湖南自治运动,另一条是谭延闿、赵恒惕等主导的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思潮最终随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垮台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去职,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联省自治思潮兴起、发展时期,<大公报>一直致力于联省自治的报道,并始终站在民主的层面上解读联省自治,以鼓吹宪政的形式希望达到湖南的完全民主政治.青年毛泽东也曾以<大公报>为阵地,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主张,他对联省自治的解读,着眼点放在地方自治这一环节.     

论商人自治:缘起、内涵与实效

商人自治即商人的自我治理。在当代中国,商人的自我治理缘起于市场的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商人自治在性质属性上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在对象内容上表现为建立自治组织、制定和实施自治规范、解决纠纷,在功能作用上主要在于维护"行业公地"和实现互惠正义。与政府治理相比,商人自治在机会成本、经济成本、伦理成本和关系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实效。在当代中国迈向"大社会、小国家"的未来关系格局中,商人自治值得引导和提倡。     

民国初年联省自治运动的政治困境与民主发展

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一次把联邦制理论付诸实践的政治运动。运动的目标是希望以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为参照物,把中国政治体制从中央集权制转换为联邦共和制,以实现完成国家统一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双重使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联省自治运动始终面临其无法克服的政治困境,最后以失败而结束。但是,联省自治运动的推行又是清末以来地方自治建设的最高峰,它对于破除军阀专权、弘扬法治和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做出了有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的民主发展。     

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国家转型与建设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场运动的发生却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如果说联邦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认同与推行联省自治运动的外来学理依据,那么对于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后来的地方军阀而言,影响他们认同联省自治运动的则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联邦制理论主要希望通过省自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宪政国家,完成国家的统一.而地方主义的着眼点则在于维护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地方军阀在省区的既得利益.地方主义既为联省自治运动在中国找到一定落脚点,但又制约着联省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推动联邦制运动的力量基础不一,最终形成联省自治运动发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