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其芳的艺术追求

本文系统地考察和评析了何其芳在散文创作和诗歌形式方面所作的艺术探索、引起的反响及其得失。在白话散文创作中,何其芳有意制作散文,力求散文的纯粹与完美,注重“诗意”和“意象”营造。在新诗形式上,提倡并实践每行顿数有规律和有规律地押韵的现代格律诗,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抒情散文和白话新诗的表现手法。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傅德岷—“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何其芳早期散文浅谈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艺批评家和散文家,历经了由苦闷、幻想、傍徨到走向革命的文学、人生之路。他的散文向人们真实地展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历程和他在创作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求的轨迹。这种“历程”和“轨迹”在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一般都将何其芳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的创作划为他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即早期创作。在这期间,出了三个散文集:《画梦录》、《刻意集》     

论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朱自清的新诗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给“五四”诗坛带来新气象;散文创作以“漂亮和缜密”、善用口语开创了现代散文的新局面;文学批评坚持进步性原则,不带门户之见;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汉园三诗人”诗歌艺术特色论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有三个年龄不等、籍贯相异的文学青年,他们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对艺术的真诚,带着二十几岁年青人的一颗充满理想与追求的心先后迈进了汉花园(当初北京大学所在地)。这三位青年就是后来享誉现代文坛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他们将大学时代所写的诗,合辑为一本精致的诗集《汉园集》,收入郑振铎主持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汉园集》的出版为三位青年赢得了声誉,从此他们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为“汉园三诗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各自探索和开拓的足迹。其中卞元琳专志诗作,何其芳兼写散文,而李广田的兴趣最广,初吟诗,继发散文、小说,后又尝试文学批评。因卞之琳独守诗坛,所以诗作较何其芳、李广田二人为多。“汉园三诗人”既受惠于西方现代诗,又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因此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新诗开始走向成熟。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     

二十年代自由诗诗体流别略论

1916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白话新诗,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中国诗歌革新运动的前奏曲。这场诗歌革新真正演为一种“运动”并逐渐形成高潮,是经由“五四”的风涛推动之后。“五四”的影响,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国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无疑为白话诗的流传准备了读者的基础。与此同时,白话的报刊纷纷成立,登载新诗的日见其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白话诗的作者自然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和觉悟,对于包括白话新诗在内的“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地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白话新诗因此而得到了“自由发展”。加之实际的需要,更把白话新诗作了抒情、记事、写景、论理的工具,借白话新诗表达对于新时代的新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凡此种种,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     

论胡适诗派

论胡适诗派步大唐新诗创作，始于“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提倡并创作新诗的，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他在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后，紧接着在次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较之用白话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为早，因此...     

挣不断的纽带——简论白话新诗对古代诗歌艺术的“破”与“立”

白话新诗与古代诗歌的关系是既有所破除,又有所继承的关系,即有"破"又"立"。白话新诗对古代诗歌的"破"主要是在诗歌的形式要素方面,如结构、语言、用韵,诗歌形式的不同决定了表达方式的差异,但是,白话新诗又承续了古代诗歌艺术追求"境界"、偏于表达诗人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的传统。在"破"与"立"是辩证过程中,白话新诗不断走向成熟。     

试论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抒情特色

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说这六十多年的历史足以汇成中国新诗的大海的话,那么,每一个独特的诗人就是一条河流。它们以各自的形态流动着,滋润了生活的大地;同时又从不同的入海口,汇入新诗的海洋,为新诗的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何其芳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诗人,他始终寻找着“我的河流”,“低低地唱起自己的歌。”“在我的河流”里航行,唱着“自己的歌”,是诗人何其芳最显著的特点。当清晨,当星夜,他独自凭倚在长长的白石桥上,踯躅在槐荫下,或者瞑坐在幽暗的小窗前,他是敏感而细腻的,“常有些微妙的感觉突然浮起又隐去”,他不惯于从生活本身,从外部世界去得到艺术的发现,而是“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何其芳的诗歌是那些“微妙的感觉”、“心灵的语言”的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中国近代诗歌语言和形式演变试探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 ,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 ;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新旧之变：文白转换、文体探索与赖和新文学的生成

语言的变革及其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体裁的革新与文学形式的演进。由于近代以来思想的新变,中国文学在文体、语言上不断探索,白话终于代替文言成为文学主流语言。中国大陆新文学的这一生成机制,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赖和新文学的生成。赖和以旧体写时事,以"新思想""新名词"入诗,探索旧体诗的新发展,同时,以"白话入诗"冲破旧诗诗体规范,探索新诗的文体形式。在小说创作上,赖和积极发挥白话细致、准确、到位的叙述功能,开创了台湾新小说的先河。赖和还以第一人称"我"入古文等方式,使古文白话化,实现了散文文体的局部变革。赖和的新旧文学创作,留下了台湾文学"新旧之变"时代的过渡痕迹。     

语言变革与五四散文的“个性”表达

文学语言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散文“个性”的表达。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学语言变革带来的不是“可以”表达个性,而是表达了文言所无法表达的“个性”内涵。文言表达的“个性”是指与正统相对立的那些价值观念,其话语方式还是文言的。与此不同,五四的白话语言首先是一种自我的言说方式,它为个体的任何形式、内容的表达敞开了空间。通过白话及其言说方式,现代散文表达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性”内涵。从语言变革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现代散文中个性内涵的表达问题。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