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产生的必然性探析

风险刑法是与传统刑法相区别的现代刑法，是基于风险社会时代背景而产生的刑法理论体系。风险社会是对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描述，传统刑法向风险刑法的运作模式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刑法成为风险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风险社会的客观存在对刑法提出的挑战是风险刑法产生的基础原因，而刑法内部的诸多传统理论也应当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发展进步，这种理论叙述的调整满足了“理论解释刑法运作”的要求，风险刑法理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风险刑法的理论风险与应对策略

风险刑法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进行讨论,支持者认为其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刑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反对者认为风险刑法理论的社会根基不牢。但是风险社会的存在有其客观可能性,同时,事物的两面性又决定了风险刑法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风险刑法有侵犯人权的可能性、有背离刑法谦抑性的危险、有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但是风险刑法理论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在适用时应当采用适度扩张罪名、适当的扩展责任主体范围、前移犯罪构成标准以及构建科学的风险刑法立法模式以及完善的风险法律体系的方式对风险进行应对。     

刑罚社会功能化视角下刑法立法观的反思与重塑

积极主义刑法观与消极主义刑法观并无根本冲突,双方均存在着包括缺乏体系性思考在内的一系列共通问题.在研究范式上,两派均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刑法理念,试图借助法律系统内部的自由保障功能评判立法得失.因与立法机关对刑法的社会功能期待存在偏差,这种做法难有成效.造成认知偏差的原因在于未能站在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层面,对刑法在当代社...     

风险社会下经济犯罪的刑法规制

我国刑法对部分经济犯罪的罪名、罪状的设置契合了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的要求,但这并不能盲目归结为风险刑法理论指导的结果。在刑法介入经济犯罪的限度上,肯定刑法应积极回应风险社会、提前介入经济风险的观点与刑法应适度克制的观点不分伯仲。通过对风险的本质、风险与危险的界限等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治理应当严守传统刑法思想,固守罪责刑法、刑法谦抑等基本理念,严格贯彻经济犯罪的二次违法特征,只有在风险已经转变为危险,而且其他手段均显得无能为力时,才可以考虑刑法的介入。     

社会变动背景下的刑法价值选择——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秩序价值和自由价值是法律价值的核心内容,因为社会实际的复杂性,两种不同价值之间会出现冲突的状况。出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和对法益的周延保护,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出现了刑法前置化和法益抽象化等重视刑法秩序价值的倾向。但是刑法的前置化等契合风险刑法理论的做法,可能存在使刑法谦抑性受损、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界限模糊等问题。故在以刑法手段应对社会中的各种风险时,应坚持以刑法的人权保障的自由价值为本位,谨慎对待各种风险的入罪。     

略论风险社会视阈下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随着我国步入风险社会,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旧有的立法规范及司法手段已难以应对。刑法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要有效确保食品安全,首先应在刑法理念上作出转变:由罪责刑法转向安全刑法、由被动评价到提前介入、由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全方位转型。其次,在法律条文具体规定方面,应密切《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法条衔接、完善食品安全保护的刑事立法、规范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认定等。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思想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强调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并要求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我国新刑法诞生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嬗变必然引起刑法价值观念的转变,新时期的刑法突出强调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体现了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但毕竟我国现阶段还处于价值观念转变时期,我国对人权的保障还存在历史的局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权思想也将不断深入人心,个人权利的保护将在我国刑法中得以更彻底的体现。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刑法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关键时期,应正确理解此一时期刑法发展的特点与走向。整体而言,刑法发展呈现出保障功能强化、罪刑规范更趋完备、刑罚适用趋向轻缓以及刑法国际化有所增强的特点;在发展走向上,主要表现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政策调整、法治社会下的刑法立场调整以及风险社会下的犯罪形态调整三个方面。基于上述因素,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基本机能。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刑法之路

风险社会的安全形势愈演愈烈,安全政策日益强化,安全价值地位提升,进一步促使当代刑法更积极、主动地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安全刑法是因应安全政策变动的产物,显示刑法功能的侧重点,但应警惕并消解与自由刑法的紧张一面.预防性刑法观念应运而生,为当代刑法功能的适度扩张提供教义学导向,但应审慎把握.立法的活性化是安全政策导入刑法后的突出表现,夯实刑法立法的反应能力,与象征性立法的胶着映衬出刑法工具属性的认识偏于两极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勾勒当代刑法重构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线索,当下需围绕热点重点安全课题,有序构建反应机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生产"应急性刑法保障需求成为刑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应急性安全保障的基石.民法典的实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加深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渗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基本制度.刑法与民法典的衔接又是新一轮的检验"大考".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社会危害性功能分析

社会危害性通过发挥其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上的功能，具有人权保障的作用。这与现代刑法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是暗合的。具体而言，在刑事立法上，社会危害性可以合理划定犯罪圈功能、进行犯罪分类；在刑事司法上，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功能和不诉功能；在刑法解释上，社会危害性是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观相吻合的，凸现刑法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     

论刑事审判中法官对法律的阐释

提出法官在适用刑事法律裁判案件时有必要对刑法进行阐释,法官阐释刑法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阐释刑法应当处理好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两种功能的关系,法官就裁判而对法律所作的阐释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当中     

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法律功能优势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国家安全,对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法律功能优势的解析,指出了中国节约型社会建设中法律功能优势在实现过程中的不足与缺失.阐明应进行制度创新,逐步完善节约型社会法律促进机制,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充分发挥法律的功能优势,以法治保障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以法治现代化推进法律功能优势的实现.     

刑法规范逻辑结构的法律社会学思考--兼与民法规范比较

本文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 ,运用行为学中的行为结构理论和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理论 ,通过与民法规范进行比较 ,对刑法规范逻辑结构进行研究 ,初创“新二要素说”———行为模式和法律评价理论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诉讼视野下的环境刑法法益革新——从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刑法观念正逐步向生态保护的刑法观念转变,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也已发生转变,程序对实体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存在缺失,所以确立新的环境刑法的走向,对弥补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的封闭体系与开放体系

封闭的刑法体系以概念法学为理论基础,强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案件事实与概念之间的涵摄关系,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形成判决.封闭的刑法体系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却忽略了法律的公平性;强调排除司法者的专断,却也试图排除司法者的价值判断;强调判决的逻辑性,而不是判决的可接受性.开放的刑法体系强调在常识常理常情、宪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刑法的任务、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情理性概念和刑法规则中解释、适用刑法.它不但协调了刑法的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而且协调了刑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范式转换——以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引入为视角

当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传统的刑法理论和研究模式已经不能应对风险社会的种种人造风险,而风险刑法或安全刑法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我国的特殊国情,且没有相应完备系统的立法范畴和范式作为依据,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人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并因为司法工作人员滥引用风险刑法的相关不成熟的理论,使得人们的自由权益受到侵害。因此基于更为周延保护法益的考虑,转变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范式,以最小的刑事成本获取最大的法治收益。     

我国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三大理论误区

当前我国风险刑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在研究中存在诸多理论误区:一是对风险社会的泛化理解;二是对风险刑法的简单否定;三是对风险刑法的盲目推崇.这些理论误区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关于风险社会及风险刑法理论的讨论缺乏共同的平台,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由于无视或夸大风险刑法的作用,从而导致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陷入混乱.因此,有必要及时清理风险刑法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误区,进而合理界定风险社会、风险刑法及其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