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论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和特点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二十年代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他们都先后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受过外来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并最终都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归宿。在文学上，他们则呈现了一种开放的多维取向。在主要信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同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而他们作品所表现的浙东人顽强抗争的思想则承传了浙东先贤刚强气节、爱国为怀的品德及越文化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他们文化意识的特点是激进性、多元复合性和相对的浮浅性。     

论作家形象

本文提出了“作家形象学”的学科分支概念,从内涵、系统构成、特点、理论意义等方面,对作家形象这一文化符号现象作了初步论述,认为：作家形象就是社会公众以作家某些个性特征为核心,通过对其思想方面的某些要素加以概括,而在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起来的,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定型化形象;作家形象由理性评判系统和感性印象系统有机构成;它的特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动态性与稳定性、集体性与寓言性等;作家形象在文学领域内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     

杰出的平民作家老舍

老舍可说是接得上“地气”的“草根儿”作家.其原因除了老舍出身寒门以外,至少还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有过佛教和基督教方面的双重宗教思想介入,对于普度众生与博爱世人的精神方式,心领神会,而且有深入的践行;二是他来自京旗满洲群体,继承民族的传统,接受过浓重的民间艺术濡染.老舍又不是一般的平民作家,而是其中的杰出者.其杰出之处,首先体现在他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通俗易读,使尽了气力.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文笔坚持着通俗却不媚俗的原则.老舍还不满足于仅仅摹写出市民社会“低层次”的生存真实,他更善于以现代人文精神、人文情怀,烛照自己的书写.     

作家的口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作家思想缜密，文采飞扬，但多是“讷于言而敏于写”。殊不知，国内很多作家竟是“口笔相硬”。口才也相当了得!其反应之机敏、应对之聪慧、口才之犀利，令很多人自叹不如!     

论女性作家叙事风格的转变

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性”话语处于边缘化、缺席状态，在“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的长期覆盖下，性别差异被彻底抹杀，女性作家处于失声状态。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再到“身体写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作家们毒历史的启示和当今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召唤下，对女性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作出了可贵的精神突破。     

作家生态研究论纲

作家生态研究是以作家为中心的原创性的理论建构。作家生态研究的理念是:作家是一个处于生成系统中、不断建构中的角色。作家生态指作家孕育、成长、发展和接受的全过程,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作家角色论、作家生成论、作家创作论和作家接受论。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完整的作家生态系统。作家生态研究是针对作家与文学的现状进行的理论回应和可能性解决方案的探索,既有理论启发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     

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创伤的书写

与现代性语境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创伤感。遭受创伤,就必然要解释创伤。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创伤中独具优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造就了跨文化作家,这个作家群体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感关系密切。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视角是在创伤体验中形成的,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流亡情结,这也使跨文化作家获得了世界眼光。     

“文化混血”——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素质论

作家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文化素质对文学创作的质量具有制导作用。新时期四川优秀中青年作家努力将别族和别国的文化精华部分经过自己的咀嚼吸收化作自身的血液与肌肉 ,具有“文化整合”、“文化混血”优势。“文化混血”由生态环境所决定 ,它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外显模式层面 ,而且表现在文化的内隐模式如价值观念、情感系统、思维方式层面 ,适应少数民族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需要。但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中的部分人文化背景单一 ,很少吸纳异质文化以强壮自己 ,与时代和群众的审美需求不适应 ,应加强学习 ,提高素质。     

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

“乡土”既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存在,也是中国人寄托情感的精神性存在.在现代文学时期,故乡作为背离乡土的现代作家童年经验中的重要部分,能充分满足现代作家精神返乡的需要,在作家笔下成为了主要的文学表现题材.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完全绕开自己的故乡,他们以故乡为依托,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大厦.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又和古代作家的怀乡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现代作家是在获得了现代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之后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再反观故乡的人和事,虽然也对故乡家园含有浓浓的思乡之情,有对亲人的怀恋和对故乡景物、人性人情的赞美,但更多的是对故乡文化的审视与反思.     

“纪实小说”与武汉作家

本文引证了关于“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由“小说”深入到“当代中国纪实小说”的现状剖析与特点的展示；凸现武汉作家如方方、陈应松、邓一光的共性特点：在纪实小说的“代沟”、“审父”主题里，表现“代的延续”和“缅怀父辈”的庄严话题。     

多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作家“身份”——以我国台湾原住民作家为例

“第三空间”这一概念的引入或许会让我们对新的情境下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也许是对游走于多种文化语境中的作家所处境地的相对比较契合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家这种不确定的民族身份认同使之具有了不同于主流作家的视角。作家们跨越民族、文化、语言边界的“游走”体验通过写作表现出来,为读者构建出一个杂糅型的民族和文化的“第三空间”。多民族文学会通场景中,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亦可表现为多重性与杂糅性。这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界对当前现实语境应有的认识。     

也谈宝贝作家与身体写作

“身体写作”是“宝贝作家”卫慧、棉棉创作的主要特点 ,宝贝作家所谓的“身体写作”是指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去经历生活 ,体验生活 ,然后把这种最本质最真实的经历和体验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     

论时代与民族对作家的影响

<正>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说:“人根本没有本性,他所有的是……历史”。作家的心理经验积累就是作家的形成史。所谓“心理经验积累”就是指个体的自然素质与种类发生、具体情境、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作为“作家的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历史和“作为人的作家”的个性化的历史。本篇主要论述时代与民族的影响在作家心理经验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一)、“常规历史级的影响”苏联心理学家伊·谢·科恩将个人形成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自然个体——社会个体——个人。自然个体的行为取决于自然素质与生命活动条件的偶然结合。社会个体的行为除此而外还取决于社会环境以及个体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关系。至于     

论驻校作家制度的“磁石效应”

“驻校作家制度”在当下大学教育中成为文学与大学教育沟通互补的一种重要的补充性制度,形成了巨大的“磁石效应”,既是对“作家驻校”传统的传承,打造了大学的文化名片,规避了文学教育的痼疾,还使作家自身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左联"湖南作家与俄苏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内核、经世致用的近世湖湘文化特质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呼求构筑起“左联”湖南作家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通性使这个聚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团体在择取外来文学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即以俄苏文学为主要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因而“左联”湖南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偏爱 ,与其说是文学上的认同 ,毋宁说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湖湘文化的缺失则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学最终缺乏一种兼收并蓄的胸怀。     

论少数民族作家审美创作能力提高的途径

近二十余年来,我国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以出色的才华和创作实绩成为全国著名作家。从这些以代表作家的创作经历、创作体会、创作特点看,他们都具有积极提高文化素养的自觉性、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和运用“内在体现”语言观的意识,这些都是少数民族作家审美创作能力提高的有效途径。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属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在“文化热”的讨论中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多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初以降少数民族文学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在不断前行,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发展中历经了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启蒙、被解放到文化自觉,整体上呈现出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萌发、文化身份的“遮蔽”再到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三大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试析中国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

通过对“五四”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后女性作家的比较分析，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认为其转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中心从追求社会的认同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转变为对自身特性的关注；第二，女性作家在叙事时，有意识的突破传统男性观念，开始冷静客观地建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三，女性作家的叙事声音中加入了大量的“身体”内容并与女性的特殊心理相结合，形成了对女性的全方位描述。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平议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不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和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 ,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文革”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要使“文革”文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必须摆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