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口语诗”问题综观

朦胧诗在20世纪80年代的蜕变特征之一是口语化诗歌写作的出现,早期表现为对朦胧诗的反讽与调侃,后转为对口语语感的强调与信任。从口语化诗歌的历史维度看,口语一直作为非诗的因素出现,但也不断获得融入诗的合法性。就语言本质来说,口语与书面语是一种伪对立,它们常常成为关于诗歌语言风格的不同观念之间,或者是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斗争工具。"口语诗"背后的诗学事实在于,"口语诗"的形态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诗歌本身就在创造书面语,诗人应该利用一切语言资源,来恢复被传统与惯例所阻断的语言及经验的生命力。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回归语言本体重续诗歌传统——当代诗歌书写的考察笔记

当代诗歌书写偏离诗歌传统中的语言意识,语言中断了诗、思、道之同一的整体的表现意识.重视当代诗歌的语言表现技巧,强化中、西诗歌传统中的诗体意识,传承了中、西方诗歌传统的积极的表现元素,同时也拓展了当代诗歌书写的表现可能,推动了当代诗歌的积极、健康的发展.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语言中心论与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

钱钟书的诗歌美学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语言中心论出发,他强调从玩味诗歌语言来感悟诗歌的审美价值;从诗分唐宋的解释中,他强调中国诗歌美学的双重价值意向;从中西诗歌的神秘主义感通中,他强调语言的妙趣与心灵的无限拓展空间。应该承认,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对于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禅宗理念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王维是唐代著名山水诗人 ,他的诗歌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显著 ,因此得到了“当代诗匠 ,又精禅理”① 的赞誉和“诗佛”的称号。王维在创作中不仅把宗教观念与感情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 ,而且借鉴了禅宗的认识方法来丰富诗的表现手法 ,从而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禅宗影响于王维的山水诗歌创作艺术 ,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禅语入诗 ,以禅趣入诗 ,以禅法助诗。这三类形式 ,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 ,具有不同的价值。“以禅语入诗”一般被排除在艺术性的诗歌传统之外 ;而后两者 ,尤其是“以禅法助诗”被认为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甚至…     

普通话诗歌语音诗情结合律论稿

我国历代诗论、诗话，现代当代诗歌论著，谈论诗歌作品，无不涉及诗歌语言的语音与诗情的结合。诗中的语音是一种特定的物理声学现象，诗的声律、韵律是诗歌特有的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份面，因为“诗线情”，诗歌语言较其他语言现象更具备有规律的传情达意的声响特征。我国传统戏曲唱念讲究“声情并茂”，唱出“韵味”，即是这种特征的艺术概括。普通话诗歌也具有此种特征。研究这种特征，无疑对诗歌写作、欣赏、教学都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一、普通话诗歌语音与音乐语言之比较人们常说诗歌谣言具有音乐美，这一比喻式的表述，说明诗与音乐…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在白话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古体诗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作者与读者,这种诗体或被称为"旧体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古体诗"。它是在文学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古典诗歌中蜕生出来的既异于白话诗,也不同于古体诗的新诗体。诗界革命之"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分别从传统学术层面、表现事物与语言层面、审美层面对古典诗歌进行解构;而南社诗歌则是古体诗歌转型过程中的又一次调整,其表现为有选择地整合传统与西学,确立诗歌的现实针对性与功利性,使古体诗在古雅表象下实现气质上的平民化。民国以后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普及,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死文学"的恶谥,使古体诗处境维艰,但经过文人学者、政要、以及其他古体诗爱好者的坚持,古体诗蜕生为一种新诗体。     

新诗择取民族诗歌传统之启蒙逻辑反思

新诗虽为现代白话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但新诗并没有真正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对传统诗歌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从现代新诗中发现传统诗歌时显时隐的影迹.这种影迹是如何留下的呢?人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主体无意中的承传,因为传统根深蒂固,不是任何主体能够轻易摆脱得掉的;然而,考察新诗萌动、生长的历史,又不难看出,传统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自然留存,而主要是创作主体的自觉沿传.那么,现代诗人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立场自觉审视、择取与延传民族诗歌传统的呢?     

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特点探析——兼及现代诗歌的口语入诗问题

六七十年代诗歌中,俗字俗语的使用,语法句法的循规蹈矩,口语语体以及在辞格的运用上的不均衡现象共同构成语言的口语化特点。这种口语化特点适应了传递信息的基本功用,但与诗歌自身所需求的"诗家语"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如何使日常口语更好地转化为"诗家语"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两岸诗歌语言的差异及其成因

诗歌的语言表达有两大系统,一是意象性,一是音乐性.在台湾,在这两大系统里,分别达到最高境界的是洛夫和余光中.目前,在大陆,在许多中青年手里,在生命意识和语感的幌子下,口语诗已经蜕变成了"口沫诗"、"口水诗"、"顺口溜".没有思想,没有修辞,没有音乐,没有诗;只有口语.写诗要有底线,在诗歌中应用口语也是如此,要把泥和沙分开,还要把鱼和龙分开.口语在入诗之前,应该先进行沙里拣金的工作.然后,对"言"进行一定程度的"文"的工作.不一定让口语变成美语,但一定要把它变成诗语.否则,口语入诗将使诗变成非诗.     

论当代诗歌的语言特征

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旧体诗相比,当代新诗在诗题的命名上更注重语言的诗化,更注重诗化语言的精当,在修辞语言方面,当代新诗比喻极为丰富,构成了独特的比喻之美.诗歌是不断发展的语言艺术,当代新诗还有些特征并未明朗化,有待诗歌创作者和读者进一步研究.     

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语义、体式初探

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为实现“诗体大解放”的宗旨 ,以现代白话诗作为诗体语言 ,在诗歌的音韵、语义、体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乃至革命 ,为后来白话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气化主体及其当代性:任洪渊诗学的一个可能

进入新世纪,对文学传统的回归已逐渐成为当代诗歌和诗学的一个共识.可以预见,相对于激烈批判传统的现代性话语,百年新诗会逐渐转移至并不排斥传统、甚至重述传统价值的当代性话语之中,这不仅是当下和现在价值的一个机遇,还是诗学界在充分学习欧美诗学批判、分析思维之后,努力摆脱现代性话语中总是落后于欧美学界之困境的一个机遇.伴随着中国传统内部儒道佛之更新的,是新诗诗学的语言转向和身体转向,前者为新诗学提供了语言准备,后者为新诗学提供了身体基础.文章以老诗人任洪渊为例,阐明语言主体和身体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气化主体,并以此气化主体回应诗学的当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