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东周时期禅让学说的发展

近出《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记载了上古禅让的传说.据战国时期出现的关于“禅让”的讨论,反映了学者对当时社会前进道路的反思.从东周时期相关学者对于禅让的讨论来看,禅让学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承认——推崇——反对”.     

从郭店简本《老子》看“绝仁弃义”问题

1993年发现的竹简《老子》甲本中 ,有“绝为弃作”的说法。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老子》原本的说法 ,今本《老子》的“绝仁弃义”是后来的改动。但本文认为这并不是今本的改动 ,而是简本《老子》对原本《老子》的重大改动     

《二南》岐阳渊源考

《周南》《召南》作为《诗经》的首两集，是历代经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二南》中“南”的解释及其创作的时间和地区历来众说纷纭。现当代很多学者认为《二南》创作于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洛阳或者是“周召分陕”后的陕西和陕东之地。笔者通过整理历代学者的观点，认为《二南》中“南”应指“南方的曲调”，《二南》诗歌主要应该是文、武、周公时期由岐阳去到江汉流域诸国的周人和来到岐阳周原的南方诸侯国之人创作的。     

从语言文字方面看《列子》真伪问题--对《列子》是魏晋人伪作观点的质疑

关于《列子》其书的真伪问题一向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语言方面讨论《列子》真伪问题也不例外。杨伯峻先生《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中 ,列举“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五个语词 ,断定《列子》是魏晋人的伪作。但本人认为杨先生的论证有误 ,尚不能证明《列子》是魏晋时期的伪书。笔者认为《列子》基本上是一部先秦著作。     

张载的“四书学”

张载是北宋思想家，“关学”创始人，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张载之学是易学。不可否认，张载受了《易》的相当影响，但作者认为，他主要是依据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因此，张载之学是“四书学”，而不是易学。     

两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

先秦方音一直是音韵学界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其中又以《老子》《庄子》和《楚辞》所表现的“楚音”特别引人注目.“楚音”的特点,前辈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综合起来主要认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杰伊条约》试析

1794年11月19日,美英两国在伦敦签订了《友好商业航行条约》。因参加该约谈判并签字的美方代表是约翰·杰伊,故该约通称《杰伊条约》。如何看待《杰伊条约》,当年在美国国内即曾引起严重分歧。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这个条约对美国极为不利,用各种方式表示抗议和反对。而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则坚决支持这个条约,四出奔走呼号,竭力为该约辩护。时至今日,史学家们对《杰伊条约》的评价仍是见仁见智,看法各异。有的学者认为“《杰伊条约》实际上可能是当时条件下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的条约”,它“在一个危急的时候拯救了美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杰伊条约》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浅析《商颂》的文化特质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诗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历代学者均认为“风、雅”诗是《诗经》的精华所在,着墨尤多,而对“颂”诗冷眼相对,着墨较少。在“颂”诗中对《商颂》问津者更是寥寥。其实这种作法是有欠妥之处的。因为:第一,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商颂》是《诗三百》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有所轩轾;第二,《商颂》是殷商奴隶制特定历史实践的信息成果,反映了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跨越过程中的艺术和审美的价值取向;第三,《商颂》是表现古人所谓“国之大事”的祭歌,殷商奴隶制的宗教特征与礼俗风习、殷商的文化特质,都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这些乐歌中,忽视它们就等于放弃历史。     

《马氏文通》果真主张“字有定类”吗？——评汉语语法学史上延续60多年的一种观点

《马氏文通》是主张“字无定类”的。但是近60年来一直有学者认为《马氏文通》也主张“字有定类”，或者说《马氏文通》既主张“字无定类”又主张“字有定类”。其实．《马氏文通》中只有“字无定类”说，而根本没有“字有定类”说。《马氏文通》既然主张“字无定类”，它就不可能再主张“字有定类”。     

“务相”“廪君”名号考释——兼论虎的别名

先秦时代活跃在今鄂西清江流域的“廪君”是古代巴人的祖先,也是今天鄂西土家族人的祖先。如果对“廪君”名号的含义能给出清楚确切的解释,对于巴文化研究和土家文化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廪君”的含义,虽然有的学者曾指出廪君就是虎君,但并未充分阐释理由,而且也有岐说。有的学者认为,廪君即“林君”。例如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说:“廪君之廪,又与林同。如林钟之林,金文皆以,作或。廪君就是居于森林地带射猎部族的酋长”。笔者认为,“廪君”的含义是虎君,其根据是土家语虎名的语言学背景。至于其另一重要理由——土家族白虎图腾崇拜的宗教文化,有的学者已有论述,本文不拟赘述。     

“孔子易说”新探

《易传》中有三十个“子曰”,对“子曰”以下的文字,古今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们是孔子对《周易》爻辞的解说;有的较谨慎,认为它们保存了孔子关于《周易》的遗教,反映了孔子理解《周易》的倾向。这样,如何看待《易传》中“子曰”以下的文字,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易传》中“孔子易说”思想实质的探讨,说明它与孔子思想是本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应视为研究孔子思想的可信材料或参考材料。     

“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通常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来标定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阶段,并认为代表这两个特定阶段的典型著作,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 许多研究价值问题的同志认为,青年马克思重视人的价值问题,这方面的论述集中表达在《手稿》里对“人的异化”问题的解释中。那么,成熟马克思是否也重视人的价值问题呢?这些同志绕过《资本论》,认为成熟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问题的论述,可以用马克思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条“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定义”——     

推进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推进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朱子卓戈国内学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哲学陷于困境”，“要重新审视哲学”，要“寻求哲学的再生之道”。因此，关于“哲学如何定位”等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心，并开展了建立“经济哲学”、“人的哲学...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与交往形式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范畴是后来的“生产关系”范畴的雏形。其实 ,“交往形式”是一个比“生产关系”更宽泛的概念 ,“交往”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必要条件。《形态》中的“交往”和“交往形式”是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范畴 ,不应与生产关系范畴相等同     

论商与商法

<正> 如何理解“商”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古今中外对“商”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国古代《汉书》认为“通财鬻货日商”;《白虎通》认为“商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书经》认为“懋迁有无化居”为商。在国外,学者卫伯斯特认为商是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布拉克认为商是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财物之交换。经济学上的“商”与法学上的“商”又各有不同,并且各国法律认定的“商”也有差异。本文仅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商”的理解,谈点浅见。     

“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最大理论成果——论“自然之道”才是《文心雕龙》体系的基石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曾明确提出“益《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这说明该书是以一定的“道”为其所本。道是他写此书立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它集中体现了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刘勰把《原道》篇作为“文之枢纽”列为全书第一篇。因此了解其所原之道的内涵,对把握全书总观点至关重要。但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历来论者分歧很大,或认为“儒家之道”;或认为“佛家之道”;或认为“道家之道”。本文的中心内容,试就“道”的“倾斜性”,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众多的学者。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庄子》的道数与《周易》象数

本文根据一些学者关于《庄子》一书的篇章结构、《逍遥游》中大鹏的形象和其它意象与“道数”７、３６之关系，进一步明确揭示《庄子》的“道数”与《周易》象数的关系。认为《庄子》的“道数”源于《周易》的象数模式，并由此推断庄子的道论和哲学体系是在《周易》象数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