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国际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

国际体系与同盟之间存在着联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对该国的结盟外交产生影响。日本长期处于国际体系和地缘的双重边缘位置,滋生出现实的机会主义、孤儿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易受到攻击的意识,这使日本产生了强烈的结盟意识。日本从未停止对国际体系重心位置的追逐,这与处于国际体系重心位置国家的东亚均势战略相互动,也对日本长期结盟外交的实践起到了塑造作用。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对中东政策在经历了从“以经济外交为主”向“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举”的转折,形成了“对美协调”、“确保能源”、“扩大影响”三大支柱。21世纪初期,日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均衡地实现这三大目标?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日本对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和“日美阿以”四边关系的驾驭能力。     

日本的“满洲国”方案与欧美列强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开端,但日本统治集团策谋已久的“满蒙问题”却是欧美列强无不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因而“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向中国行使武力,同时也意味着向列强挑战,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所谓“满洲国”方案,从制订到实行,集中,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因素对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实际影响。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方镜鉴的意义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对于中国自身的日本研究和对日认知不无借鉴。首先,通过日本、西方、中国三个主体之间彼此形成的镜像关系,利于更为全面地认知日本这一“对象”。其次,国际日本研究的译介在方法论意义上,突出地表现为理论的镜鉴与研究方法的互参。当前,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在基础积累和规模效应上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际日本研究译介的既有成绩和现存不足都提示,深化日本研究需要从全球化的、多元的视角出发。但与此同时,需要辩证地看待国际学界的日本研究,看到西方学界、日本学界和中国学界的各自长短,避免先入为主强调某国或某地区的“中心论”。     

从“完全追随”到“有选择追随”──试析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1956年日本正式加入联合国后,提出了“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口号,并把它同“与自由主义各国保持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一起,并列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公开宣称要使日本“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①然而,在漫长的冷战岁月,日本政府并未把它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联合国中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日本政府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联合国外交,在联合国里往往秉承美的旨意办事,是美国的追随者,其联合国外交实际上从属于对美外交,是对美外交的延伸与附属品,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宏观透…     

扼后日本媾和外交策略研究——以吉田茂的“商人式国际政治观”为中心

本文以旧金山媾和为研究主线,以吉田茂的"商人式国际政治观"为研究视角,探讨战败国日本在旧金山媾和过程中的媾和策略.旧金山媾和是冷战形势下日本应加入西方阵营,尽可能在对日本有利的时机下实施的.是在全面媾和与单独媾和之间选择后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后者.本文认为战后日本的媾和外交策略既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传统的一种必然回归,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演变

“吉田路线”是日本经济外交的原点,之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双边同盟和多边国际体系为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奠定了决定性框架,同时对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依靠日美关系实施自制性措施来应对四次经济危机,并通过ODA为国际做贡献,借助峰会、GATT、APEC等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获得国际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随着冷战结束带来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开始积极介入国际安全领域,并在与美国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来消弭贸易摩擦,还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保护全球环境等探索突破传统型经济外交。同时,日本依靠国际机制和规范的权威性缓和了对外关系发展中的错误和冲突,并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010年以来,面对日趋衰退的本国经济和强势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日本从对华牵制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针对经济安全的应对措施。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既具有连贯性,又呈现出人意料的振幅和变化。     

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大众意识浅析

20世纪 90年代日本大众意识的内向化在东西方冷战体制及泡沫经济崩溃的背景下产生 ,而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对日本大众意识造成巨大冲击 ,说明当代日本的社会结构疲劳已深刻到不得不进行重大改革的程度。针对“国民”的现代西方市民意识的蔓延 ,构成了日本大众意识中十分突出的对现有政党的抵触心理 ,以及对传统官僚体制为主的政治结构、经济关系及利益分配体系的“市民性”反感。“亚文化”现象及搞笑型“民主”又凸显出大众政治意识的流动化与情绪化特征。日本进入了政治文化及大众意识上的转折时期。     

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维度

本文将中日关系现存的矛盾与问题按其在国家利益中的轻重缓急进行了排序,即:视台湾、钓鱼群岛问题为“核心利益”,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试金石和最后底线;视东海资源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为“中间利益”,认为该问题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视“历史问题”为“边缘利益”,主张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极为复杂,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日本外交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化。近日,日本防卫大学校五百旗头真校长倡导的日本外交课题应是“日美同盟与日中协商”以及中日美三国应建立“定期商议”机制的观点就颇引入关注。     

文化与日本外交

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探讨一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视角。分析日本国民性与日本外交的非理性、假想受害的特点 ,探讨日本人交往中的“协调一致”与外交“暧昧”特征以及“amae”心理与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之间的关系 ,可从人文层次理解日本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福泽谕吉的“实学”思想

福泽谕吉的“实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增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实行资本主义近代化，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都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面对国际上西方列强势力东进，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关心的目标。另一方面，国内的社会经...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国际战略纵横剖析──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美国外交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力度有所减缓，其侧重点和舆论关注的中心已偏向欧洲，这就扩大了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在战略上的回旋余地，增加了它们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推动世界从一起多强的格局更快地向真正多极化世界转变。在此同时，日本外交自主性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其对外战略重点向亚洲倾斜的步子在加快。作者指出，日本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独立的影响和致力于加强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将会进一步缩小亚太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差距，使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削弱。     

略论中日走东西方文化融合道路的两个差异性

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封建岛国。然而,它仅用了一个多世纪,就实现了西方国家费时二、三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成为当代屈指可数的世界强国。令世人惊叹。人们竞相研究深埋于固执的大和民族中的民族性格、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力图寻觅日本“成功”的奥秘。研究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日本卓有成效地摸索出一条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特殊道路,这种双重文化构架是日本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日本的     

“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

19世纪以来,备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的马汉海权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剑与火”的海权战略一直影响着欧、美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意识或海洋意识,是一种与西方海权思想迥然不同的“郑和模式”.这种模式的“文明海权”是建立在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以传播中华文明和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也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中的一种新思维.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永井柳太郎的中国观

２０世纪初，日本因在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中获胜，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并增强了对国际政治的发言权，加入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列，成为维护帝国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角色。国民中的强国意识也趋激昂。与此同时，反对日俄讲和条约运动的民众势力，也以此为契机而抬头，经第一次护宪运动（１９１２～１９１３），最终发展成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要求民主改革的大正民主主义潮流。　　这种强国意识和民主主义潮流，究竟有何种结构联系呢？原本思想上的“对外帝国主义，对内立宪主义”的结构联系，随着立宪主义的民本化，帝国…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