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义务论伦理观的剖析

康德是伦理学史上著名的义务论者。他以义务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并试图以此给道德立大法。由于他思想缜密、理论深邃和逻辑严谨,特别是强调义务范畴在伦理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独树一帜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所以他成了伦理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我们仅就他的义务论理论体系作一简要的分析。(一) 康德哲学的划时代的意义,是他的以三种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批判力的批判”)开路的批判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阐述了他的先验论的认识论,为他的批判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则在先验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他的道德哲学。也就是说,他在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基础上,把自己的先验的道德模式完整和系统化了,这种模式就是他所谓的“实践理性”。当然,康德所讲的“实     

历史理性批判之批判──康德历史哲学诠释

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做什么”？“人该希望什么”和“人是什么”？总起来，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一门科学：人类学。因为前三问题都与最后一题有关。康德对这四个问题解答的出发点，就是他对古典思辨历史哲学，马克思及当代文化思潮产生深刻影响的批判历史观。它构成了全部批判哲学的真正基础，也标志着“康德学说的路程的结束”。①尽管康德没有写出象三大批判那样的著作，以致于让后人感到遗憾而准备写了一部《历史理性批判》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正确…     

析康德范畴的先验演绎

康德认识论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有一套自备的范畴框架系统,其先天性保证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是范畴这种人的先天认识形式何以能保证呢?范畴是怎样应用到对象上去构成科学知识的呢?这就是康德范畴的先验演绎所要解决的问题。康德的先验演绎分为“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两个方面。实际止,这两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分。所谓“主观演绎”,简单说来,就是从主观心理方面     

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以启蒙运动和人文科学考古学为视角

康德哲学是福柯哲学重要的理论来源。福柯十分关注从批判哲学到实用人类学的过渡和康德所提出的四大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可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所谓的康德问题,其中第四问总括前三问。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福柯对上述问题及其答案进行哲学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四大哲学问题,即所谓福柯问题:人如何能思考他不思的东西?人如何能成为生命?人如何能化作劳动?人如何能成为语言主体?此外,福柯还多次论述康德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发现康德对启蒙问题的解答开启了现在本体论。基于此,他提出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总之,福柯问题脱胎于康德问题,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则是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丰富和发展。     

论康德和皮亚杰主体能动性思想的异同

康德在认识论上完成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质就是他提出了关于主体能动性的思想，在认识史上高扬了主体性。皮亚杰则继承了康德的这一思想，从而创立了发生认识论，他说：“我把康德范畴的全部问题重新审查了一番，从而形成了一l河新学科，即发生认识论。”’‘惊德哲学对皮亚杰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认识形成中主体能动性的揭示方面。主体能动性思想是康德和皮亚杰认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可以说，没有主体能动性，也就没有康德和皮亚杰。但皮亚杰的主体能动性又的确不完全等周于康德的主体能动性。因此，分析比较他…     

"活的形象"与席勒的政治美学

康德的原则是席勒美学的出发点。在康德哲学中,“休谟问题”是重要的思想契机: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在康德哲学中,以“自然”与“自由”,或曰“是”与“应当”的分裂而出现。“判断力批判”则是康德弥合分裂的桥梁。美学问题之中隐含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于席勒,康德的“休谟问题”已经成为思想的背景,而康德本身也成为了问题,这就是席勒的“康德危机”[1]。更重要的是,席勒焦虑的问题是现实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粗野暴戾的自然暴力,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专横的道德法律,一个是“野”,一个是“蛮”,自然的法则与道德的法则所构建…     

人的有限性与“想象”的真理——读海德格尔的《康德书》

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刻意误读,意在寻求康德对他提出的存在问题的支持。本文通过“互文性”的解读,试图展示海德格尔把康德关于“先验想象力”这一批判哲学的“变调”,铺展成关于存在论题的“基调”的整个思路,说明了海德格尔实质上割截了“人是一个能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物”这一完整的康德式命题。     

恶·罪·善--康德的人性与宗教关系理论解析

康德批判哲学运用先验综合方法,从诠释知、意、情主体功能出发,在真善美三个领域中阐明了人能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三大经典哲学命题,被称为“哥白尼式”的思想家。然而,当康德用其三大批判解决了三大经典哲学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更为深刻、宏大的哲学问     

论近现代美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美学核心命题“非功利而生愉悦”辨析

一、康德综合与近代美学的范式转换翻开西方美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美学与近代美学的分界处耸立着一座高山,这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当代许多著名美学家认为,正是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综合前人学说提出的“鉴赏判断的第一契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以下简称“非功利而生愉悦”),完成了传统美学到近代美学的范式转换。“非功利而生愉悦”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这一命题诞生的地方也就是近代美学诞生的地方。只要把这一命题置于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就能鲜明地将近代美学与传统美学区别开来。那么,为什么近代美学的范式转换只能从康德的这一命题开始呢?     

康德实践观评介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第一次系统地探究了实践问题。康德对实践问题的论述,基本上是集中在《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和《实践理性批判》这两部伦理学著作里,因而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就被浩繁的道德说教和论证所淹没。虽然他的实践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但是他把道德问题同实践问题联系起来,并把实践问题当作道德问题的理论基础来探讨(“探本”)、来研究(“批判”),这说明他在主观上还是把     

“方法”与“道路”

不少现代的哲学家都乐于扮演一种思想巡警的角色.这种传统也许从康德就开始了.康德曾明确地表示,“批判哲学”不是提供新的知识,而是纠正以前曾发生过的谬误;它不直接地带来某种成果,但就它能阻上混乱、维护秩序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创造了某种成果,所以它在思想上担当的角色恰似警察在社会上担当的角色.这种“警察意识”驱使康德去追查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方法的过失——他们的哲学之所以是不可信的(康德称之为“独断论”),就是因为他们没能掌握一套正确的方法.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明确地宣称:“本论著乃一方法论,非即学问自身之体系.”在康德看来,只有掌握了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建立一门真正的哲学;即一门能够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方法论的批判哲学就是尚未建立的形而上学的“导论”.     

“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

一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卡西勒认为是构成康德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可以看作是他第三批判(1790年《判断力批判》)的理论在历史上的引申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他第二批判(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探本》提供了重要的诠释和解说。康德在他发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同一年,即1784年,还写了一篇《什么是启蒙》,刊载在同一个杂志《柏林月刊》(当时启蒙运动的一份主要理论刊物)上。康德的历     

论康德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

康德哲学向来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显学”。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新见解，尽管如此，我们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从根本上还未突破“认识论”的框架，即把康德哲学“认识论化”了。诚然，康德研究认识论问题曾写下《纯粹理性批判》，但《纯粹理性批判》却只是康德哲学的“导论”，更何况《纯粹理性批判》不仅仅是一部认识论著作。其实，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迷才是康德一生渴求解决的主题。康德对这一哲学主题解答就是重建形而上学即人的科学。康德的意图并非人们理解的那样，在认识论领域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把康德哲学“认识论…     

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及其可能性

“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学术界通常把“纯粹自然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认为康德解决“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要为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提供理论辩护1。本文认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它指与纯粹数学相对应的另一类纯粹理性知识,即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因而康德解决“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其内涵和目的远比仅为牛顿物理学提供理论辩护更为深刻、丰富,其意义也更为深远。一纯粹自然科学正因为其“纯粹性”和…     

现代语言哲学观

一、“语言学转向” 本世纪初,西方哲学历经了“语言学转向”,它作为“认识论转向”的逻辑结果本质上是一种哲学主题的转换。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场“认识论转向”,而康德雄心勃勃的“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以宣称对人类“知识”,“理性”作了彻底的“批判”考察从而完成了这一转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让“人性”成为人的认知可能的基础,一是“理性”成为人的认知可能的根据。这两个思路的逻辑结果最终使“纯粹理性批判”转变为文化批判与语言批判。 按照第一个思路,康德把抽象的“我思”、“先验的自我规定为“人性”,把一种逻辑学的人当作人的认知可能的基础,因而认识论被归结为解答“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样,一方面,“人性”被抽象化、逻辑化了,脱离了与人的     

论康德的人类学美学思想

1798年年迈的康德出版了他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然而康德积二十多年“人类学”教学经验写成的著作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反响,哲学界都在埋头阐发他的“批判哲学”,以致康德哲学就等于“批判哲学”的公式得到了哲学界的公认。其影响也在于此。康德美学思想的阐发     

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和形成过程

传统的康德研究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在知识论哲学的框架中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从而对其思考的起点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二是仅仅从《三批判》的范围内来理解批判哲学的整个体系,没有把这一体系理解为从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到康德逝世(1804)的整个历史过程。本文提出的新见解是:第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即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是其全部批判哲学研究的起点;第二,不应当只从知、情、意的角度,而应当从康德提出的“四个问题”出发,重新认识其批判哲学的发展过程和全幅内容。     

论康德与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差异之成因——从“praedicamenta”和“paedicabilia”谈起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的Pradikamente和Pradikabilien这两个术语,实际上是西方传统逻辑中的“范畴”和“谓词”,它们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在康德那里,它们的含义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哲学中知性地位的提高及作用范围的深化。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康德那里有了新的意义。     

坚持一分为二,建设四好连队

最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展开了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我认为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非常荒謬的。如他说:“矛盾的統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这就是说矛盾的双方只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既没有斗爭,更没有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轉化。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怎么能说这是辩証法呢?他还说到:“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这是一种什么本事呢?根本不是通过斗爭解决矛盾的本事,而是道道地地的否认斗爭調和矛盾的“本事”。为什么我們要坚决地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謬論呢?因为他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又伪装成馬克思列宁主义     

朱子心性学与直感的判断力

自近代新儒家的开拓者们对宋儒学提出新的解释以来,学术界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宋儒学对心性学的主张可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相当。因此,如果我们能利用康德的思想重新诠释宋儒学的话,必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历史已经证明,牟宗三引康德哲学入中国儒学的努力是极为成功的。本文认为,将心性学与康德对道德的考察对接起来的做法,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传统儒学的新活力,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内容。本文的着眼点在于,不从实践理性入手,而是以康德的第三批判为工具再来思考宋儒的心性之学,看看是否更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