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唱法比较看扬州民歌演唱的发展

本文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扬州民歌唱法与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差异与共性，透视扬州民歌唱法在科学化、民族化、艺术化等方面的若干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从而使扬州民歌的唱法更具有科学价值和推广价值     

试论扬州民歌的三个特点

扬州民歌具有独特的方言特色。浓浓的乡土气息,内在的人文气质和市民化的生活情趣是扬州民歌的地方特点;旋律刚柔结合,润腔与衬词衬腔的合理运用和与地方戏曲音乐的融合是扬州民歌的音乐特点;而以情带声、声情并茂、载歌载舞、渲染气氛和唱中夹白、形式多样是扬州民歌的演唱特点。     

陕北民歌艺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传承发展研究

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功用性差异直接影响着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陕北民歌可分为传统民歌、革命民歌、新时期民歌三个发展时期。陕北传统民歌的传唱使人们对陕北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1949年陕北民歌得到发展，革命民歌改造与融洽了传统民歌，新民歌运动拓展与发扬了陕北民歌。新中国成立后，陕北民歌得到了空前传播。     

中国新民歌与传统民歌之比较研究

中国的民歌历史悠久,它以优美的旋律闻名于世,沿着历史的脚步被流传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创新和引领时尚已成为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新的生活理念。然而在民歌领域里,传统的民歌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已经听得乏味,一部分演唱家在原有传统民歌唱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流行元素,把歌曲演绎时尚化了些,符合和迎合了大众的听觉审美习惯,并被大众所接受,于是我们把这种民歌叫做"新民歌"。新民歌的出现使得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得到了满足,新民歌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

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的关系，是一个视角新鲜的课题。清代扬州，聚集众多的徽籍豪商，他们是新兴的社会阶层，代表着新的经济因素，他们具有既有别于一般的地主官僚，又与封建传统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两重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扬州八怪就是适应这一阶层和新的经济因素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群。扬州投商促进了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扬州书画艺术的繁荣，而这些正导致了“八怪”画家传统雅俗观念的变化和艺术新风的形成。研究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的关系，从而使我们以历史经验为维鉴，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对振兴今天的扬州经济、弘扬扬州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扬州清曲

扬州清曲的源头最早可到元代的小唱。其后它不断的吸收地方俗曲民歌的营养,逐步形成了富于地域特色的曲种,并进一步影响了其他20多种戏曲曲艺形式。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两首裕固族民歌之比较——兼及民歌的继承与创新

裕固族传统民歌记录着裕固族历史的变迁和裕固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历程。对两首不同时期的裕固族民歌进行音乐本体分析,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寻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渊源关系;从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出发,在实践和理论上为裕固族民歌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     

文化扬州建设与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城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扬州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深厚底蕴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打造“文化扬州”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保护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扬州地域文化特性刍议

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地域文化都因此呈现出农业文明的厚重垒积之状。但是,扬州区域历史文化却是一个例外。扬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形成了奠定在市场基础之上的商业消费城市,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了扬州先民的文化创造。它的城市文化性质与乡土中国的农民文化背景反差如此之大,所以难免被传统社会目为怪异,并迭遭传统文人的指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域构成部分,历史扬州商业性的城市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现代性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内在根据之一。     

风诗与诗教--论风诗由民间叙事向官方叙事的转化

不同于单纯接受风诗为诗教的重要内容的观点 ,通过对风诗走上伦理道德路途的原因作思维方式、文化制度上的详尽分析 ,认为风诗由民间流入上层社会的礼乐文化圈 ,一种原始思维左右了人们的解读方式 ,另外 ,礼乐文化中的德治思想使风诗融入大传统成为必然 ,而“以声为用”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条件     

汪士慎生平旧事考

在扬州八怪画家中,有关汪士慎来扬州以前的情况,存世资料不多,汪氏生前诗集《巢林集》中语焉不详,以至在籍贯居里上有三种说法,在早年事迹上有多种推测。笔者拟从汪士慎的籍贯居里、场屋之困、亲人亡故、邗上交游四方面考察其早年旧事,以乞教于海内外方家。     

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与流布

南北朝乐府歌辞在中国古代民歌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论文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意在探讨其各自的源流及在当时的活跃状况.北朝乐府数量较少且音乐承袭前朝,乐器多为中原特色,歌辞基本为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创作;南朝乐府数量繁多,皆由民间徒歌披之管弦进而发展成熟,吴歌、西曲从其发生地吴越和荆楚扩展至朝廷上下.南北朝乐府因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影响深远.     

扬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回顾、比较与分析

扬州近20年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呈波浪式上升态势,且开放程度逐年加大,社会影响作用日益彰显。与苏中3市、沿江7市、长三角15市比较,尚处在中下游层次。按经济学原理分析总结扬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促进扬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历代扬州城市平面布局考

扬州城市的平面布局既具有中国都城官衙中心和高处设置等特点，同时又带有南方城市依地形而布设的自身特色。而社会时势和经济的发展也在其布局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呼伦贝尔民歌民俗文化解读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族的古老发祥地 ,它不仅在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其民歌也如离离原上草一样繁茂。流传在呼伦贝尔蒙古人口中的民歌珍藏了民族的心音 ,表现了他们的独特习俗。我们从呼伦贝尔民歌———这一劳动人民世代创造并传唱的“心曲”中可以看到它所体现出的蒙古族物质民俗的发展和变化。这些表现蒙古族物质民俗的呼伦贝尔民歌 ,以草原奔放、豪迈的性格 ,为我们展示了当地蒙古族人民衣食住行的一幅幅画面     

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

《孔子诗论》对《国风》的总体评价 ,一方面注重《国风》观风俗知民情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也注重其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邦风其纳物也” ,是从知识性角度 ,评价《国风》的内容丰富。“大敛材”一语 ,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另一种说法 !“《诗》其犹平门” ,亦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之比喻修辞方式相同。就文意与字形而论 ,“戋民”句中“从谷从兔”之字 ,当隶定为“舒”字。所谓“诗其犹平门 ,与贱民而舒之” ,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国风》是匹夫匹妇发泄情感 ,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 ;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当然 ,在孔子的观念中 ,这种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 ,是从属于疏导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的。     

歌曲《阿里郎》的不同创作风格及演唱特点比较

分别从音乐本体分析、不同风格的演唱特点比较和音乐情感表达等方面对歌曲《阿里郎》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具体阐述了通俗唱法在演唱民族风格类型歌曲中的适用性,进一步强调了通俗唱法科学化、专业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论清代扬州学派的扬州地方史研究

清代扬州学者在扬州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其主要工作包括广搜史料、考辨史实、贯通古今、提供借鉴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扬州历代政区沿革及运河变迁的探讨、扬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扬州历史遗迹的考证与保护、扬州地方志书与地方通史的编撰等方面。在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中 ,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对扬州地方史的研究又各有重点和特色。这对于我们从事区域史研究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有一定参考价值。     

论扬州在吴烺人生中的重要地位

全椒吴氏家族与扬州关系密切,扬州的人文环境和吴家先辈的扬州经历使得吴氏子弟尤其钟情扬州.扬州给予吴烺诸多营养,扬州生活成就了吴烺文学、学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造诣；祖辈兴家的自豪与家业衰颓的悲伤,吴烺于此皆能找到寄托.吴烺与一大批学者的扬州交游唱和等也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吴烺扬州经历及文学创作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历经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说明了封建家族与封建时代文人悲剧命运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