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诗性言说的生成语境和主体用心

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与其所处具体语境和主体用心密不可分.或三五亲朋,酒边烛外;或赋闲独居,尘氛退避,悠闲的环境和轻松的心情,有一种松散的、随笔式的言说与之适应.言说者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入兴贵闲的心态促成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性和鲜活.当然也有立志高远者,独立著述,欲成一家之言,自然形成相对严谨、自成体系的言说.     

论新时期贾平凹乡土小说的诗性伦理——兼及当代乡土叙事的审美变异问题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不乏自我转变与超越,而诗性意识似乎构成了风格流变的某种源起.围绕乡土诗意的认同与游离,叙事的演进包含着城、乡理想的持续蜕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失范与困顿.在这一过程中,乡土叙事的张力被不断触探与审视,社会与文化承担渐趋颓杂与迷乱;深厚的乡土情结导致了乡土立场上的"藕断丝连",理智上的走向城市又非全身心投入,失衡的文化结构与艺术心理酝酿出乡土诗意的深度消解,难以在理想主义层面获得重构.这场由诗性精神演化而至的文学困局,不仅昭示出贾平凹小说乃至新时期乡土小说在思想资源、审美逻辑上的某些特征与局限,也表明了当代乡土叙事的历史性变异.     

延异与救赎——1990年代乡土诗歌回眸

20世纪90年代乡土诗歌是在80年代先锋艺术“去政治化”、“去意象化”的背景下涌现出的,其自身也经历一个由陌生化逐渐到亲切化的言说过程。90年代乡土诗歌有几个明晰的特点:从90年代初的家园回望血亲指认,9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地域性抒情史诗的谱系和意象体系的建构,由此拉开了地域特色、异域情调的序幕;90年代乡土诗歌还有一种致力于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审美追求,以“隐现”的艺术方法加入隐含寄寓,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最后,从90年代中期到后期,乡土真实时弊的一面浮现出来,乡土不再缄默,乡土诗人终于找到了自我的角色定位,以愤怒和挣扎抒写乡土的真实境遇,完成了乡土诗歌厚重悲凉的美学风格,也完成了乡土诗歌的自我救赎。     

承担·逆行·重建·放逐——张炜乡土诗性追求四步曲

张炜的《古船》、《外省书》、《我的田园》展现出一条乡土叙事的诗性追求之链,即从苦难承担到逆行外省再到田园重建,最后走向自我放逐。这一过程体现的是张炜向着乡土回归而上下求索艰难跋涉的精神追求,并最终超越了善恶、城乡、虚实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精神臻于诗性升华之境。     

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70年代,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导引下,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抽象化、工具化与符号化的过程,其政治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其主体意识则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1980年代以降,众多学者试图在阐释中使乡民艺术返归乡土语境,多维度的解蔽努力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重新焕发生机。     

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论自传中的自我书写问题

自传的自我书写是自传作家展示自我生命历程、揭示自己思想观念的过程,它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自传作家通过复杂自我的转变,使自我的真实性在自传事实与自我夸张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平衡,使自我的经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展现.自传的自我书写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中、在内在真实与外在虚构的矛盾冲突中、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在作家与读者的潜在交流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自传作家在自传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诗性而又真实的自我书写.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实事求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走在世界前列,必须获得现代性。实事求是是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根本方法。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实事求是指的是追求现代性必须从中国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出发;引进西方现代文明必须考虑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现代化转型的理论模式必须经得起中国实践检验。     

小说中的俳句——谈小小说的诗性特征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绝句”,那么小小说就是小说中的“俳句”。小小说作家应该把小小说当作诗 来写,采用诗歌中常用的跳跃性结构方式;锤炼诗化的语言;小小说的诗性更表现在炼意上,蕴含在有限篇幅 中的意义,是闪烁诗性光辉的内核。     

遥望故园——论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回忆

中国现代小说有着大量的回忆乡土的作品,这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主要主题形态。回忆乡土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对故乡的回忆是作家的根的追寻,在回忆故乡的小说中总有一种乌托邦般的牧歌情调,但是作家们也写出了故园乌托邦被现实挤碎的伤惋。另一方面它是作家们文化焦虑的一种表征,同时也是他们自我认同的努力。对故乡的回忆也是一个牧歌图式的建构与消解过程,在表现着现代作家对根的追寻与失落的同时,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表现了对牧歌般的中国形象的诗意寻找。     

生命焦虑与诗性重构——读解阮籍诗文中的时间之思

在阮籍的诗作中．对时间的体验和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内容。其对生命的迁逝感并不是源自一般的行乐思想和功业意识，而是表现为对时间流逝本身的焦虑与恐惧。诗人试图以一种诗性的想象超越现实时间之网的缧绁，回到时间发生之前的原始混沌，重建理想的时间秩序，并藉此释解生命的焦虑与困惑。     

承担·逆行·重建·放逐——张炜乡土诗性追求四步曲

张玮的《古船》、《外省书》、《我的田园》展现出一条乡土叙事的诗性追求之链，即从苦难承担到逆行外省再到田园重建，最后走向自我放逐。这一过程体现的是张炜向着乡土回归而上下求索艰难跋涉的精神追求，并最终超越了善恶、城乡、虚实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精神臻于诗性升华之境。     

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巴蜀文化渊源

四川作家群反叛、张扬、追求自由、注重个性的共有特点,正是地处西僻、远离正统文化、道德理性负轻的巴蜀自由、反叛的文化传统使然。巴蜀文化精神不仅从方方面面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塑造,也对四川现代乡土小说文本施加着最根本、最直接的影响,它不仅是小说文本内容的母性渊源,也对小说文本形式和表现手法影响至巨,如“龙门阵”风习与小说的故事性叙事,方志意识与小说的地域指认等,皆有着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     

故乡的两极: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在启蒙视野的观照下,乡村负载了荒凉、凋弊的文化意像,而对童年乡村的记忆又隐含了女性作家对现代家园的期许和重建.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沿着两个不同内涵展开了对故乡的想像和构建,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现代性的正题和反题.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乡土精神的自在与回归——王立纯的长篇小说《龙伞》中的民间视角

在长篇小说《龙伞》中，作家王立纯执行了一个同构题材下文学创作意义的拆解和个性化处理模式，一方面娴熟地掌控着来自民间和主流意识的题材因素，继续突出小说本身的现实创作意义，另一方面，又大胆地把这样一个严肃、深刻、宏大的创业主题放诸民间，以“小传统”和“村社生活”的自然生态为呈现语境，展现出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命本身的过程，并寄放了一份浓重的乡音乡情。     

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四川乡土美术的现代形式

乡土美术造物思想中的对于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对材料的选择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来源于自然同时又适应自然,与环境相协调。这种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的态度,认同乡土的途径,是进行人格教育、生活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的最简洁有效的途径。四川乡土美术在发展现代形式的道路上,必须尊重地域文脉的特点,从四川本土的形式传统中挖掘内涵,立足对既有人文精神的扬弃,通过构建新时期的四川乡土美术形式,打造四川文化产业创业平台。     

现代诗魂的重塑--论朦胧诗的诗性寻求与艺术建构

作为一股艺术变革力量,朦胧诗伴随“人”的觉醒,断然与陈腐、僵硬的美学范式决裂,逐渐萌生具有现代意味的审美意识和诗歌观念。正是由于这种深度裂变催生出的“新质”,呈现出当代诗歌创作不断追求艺术新变的特色,从而使中国当代诗歌从总体上告别了五六十年代已趋于定型的“古典加民歌”的抒情言志模式,开创出一条不断追求艺术革新与诗歌现代化的通道。     

语境变易与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

经典文献是在语境中被理解与阐释的。语境可分为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两大类别,对于古代经典文献而言,超文本语境主要是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文本语境具有“投射作用”,不同层次文化语境的变易,都可能导致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文献进行“理据重构”。另一方面,汉语语词的多义性和文句关联的可塑性特征,也为文本语境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从而从言语训诂的角度为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提供了学理支撑。“理据重构”是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在机制,也是经典阐释能够不断因应时代发展,彰显经典文献时代价值的根本原因。     

文学诗性与文学语言——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两则思考

"诗性"和"语言"应是文学的两个鲜明而突出的表征,也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尺,同时也应是"定义文学"时两个必须抓住的关键因子。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综观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创作,却存有"小说诗性缺失"和"文学语言水准不高"两个颇大的隐忧。针对此两者,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策略,认为"定义文学"不应忽略其"诗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