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的选择适用

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所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使其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这一行为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即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重合.但是,债权人撤销权和无效合同制度的准确适用及其法理基础,尚有若干问题有待阐明.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与否是无效法律行为与可撤销法律行为区分的界限,也是正确区分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的标准.     

行政合法的理念

依法行政首要的和必然的要求是行政必须合法,行政合法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然何谓行政合法,则既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和行为问题。行政合法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的论题,本文拟主要从其理念层面进行以下探讨。一、西方行政合法的理念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念对政府行政所作的法律评判,通常因其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对法律的解释的不同而有异,主要可分为三种理念,即:1.着重从价值上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评判的自然法理念;2.强调从法律形式和法律规范上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评判的实证法理念;3.主张从社会目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实效上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评判的社     

重婚罪的界定

"事实婚姻"、"事实重婚"、"非法同居"以及"事实婚"是各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对其的混乱使用导致理论界的矛盾与纷争,文章理清了四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把重婚罪的客观方面界定为前婚必须有效婚姻,后婚必须是无效婚姻,但并非所有的重婚行为都是犯罪,重婚罪的界定还要立足于法律体系这个整体,在民法、行政法规定的基础上去认定重婚罪的成立与否。     

论无效行政行为及相关问题

无效行政行为是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有效条件,因而不能产生行政主体预期法律后果的行为;无效行政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撤销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废止及行政行为的不成立具有本质区别。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体系。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分析

由于无效法律行为不是民法上的法律事实 ,可撤销法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不是独立的法律事实 ,其有转化为有效法律行为或无效法律行为之可能 ,所以不能把这三种行为作为法律行为 ,因而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仅是表意行为是错误的。由于可撤销法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的存在 ,从而持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之说失之准确 ,笔者认为应确立民事法律行为是依法行为的观念。     

透视利用信用证打包贷款实施诈骗的行为——兼论信用证诈骗本体行为模式

利用信用证打包贷款实施诈骗的行为,应当因"使用"行为是否具有非法性有所不同。因为信用证诈骗行为的基本模式为"使用"(信用证)+"诈骗"行为,同时"使用"行为必须具备非法性。所以,行为人利用合法信用证申请打包贷款进行诈骗的行为成立贷款诈骗罪(自然人主体)或合同诈骗罪(单位主体);而行为人利用非法的或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信用证打包贷款诈骗的,成立信用证诈骗罪。     

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罚界限

专断性医疗行为是欠缺患者有效同意的医疗行为,"全面入罪说"主张对所有缺乏患者的有效同意施以刑事处罚,而"部分入罪说"则主张仅在缺乏患者同意导致医疗行为严重脱离其业务规范时,方得动用刑法进行规制。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具有医疗目的,因而只存在成立过失犯罪的余地。过失犯罪是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医疗行为的注意义务取决于一般医疗准则和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只有当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未取得患者同意导致不明确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从而违反医疗行为注意义务时,才有可能成立过失犯罪;而在不存在患者选择可能性及缺乏"患者同意"与违反医疗注意义务无关的场合,都不因为缺乏"患者同意"而成立过失犯罪。同时,医疗目的、医疗适正性以及患者的有效同意都能够为医疗行为提供正当化基础。     

浅议超越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在我国作为企业必备的登记事项 ,在企业整个经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企业经营范围而出现的“越权规则”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从绝对无效到非绝对无效的认识 ,以及在我国立法上对企业经营范围无明确立法的现状 ,要求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探讨。对企业超越经营范围在我国的现状、国外对该问题的认识以及我国民法学理论对其的态度的分析后 ,对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的效力的认识 ,从根本上讲应将企业经营范围简单化 ,归结为任何合法的目的 ;从我国目前状况 ,视具体情况 ,可将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的效力分为行为有效、行为可变更或者撤销、行为无效三种情形区别对待     

论被害人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影响

被害人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被害人的承诺行为、重大过错行为以及被害人的特殊体质等因素可导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自始不成立。被害人在犯罪进行过程中,实施了明显超过社会大众合理预期的行为或不履行救济行为、履行救济行为不恰当,可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中断。此外,被害人的事后承诺、追认等行为,可使已成立的因果关系归于无效。     

基本权利谱系与法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以《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法国刑事诉讼的影响为中心

五十余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大量的判例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诸多条款作出了更明确的权威解释,形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谱系。这促使法国刑事诉讼设立了"权利总则"——"权利立法"——"侵权无效"——"复合审"的立体式基本权利保障体系,扭转了职权主义国家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秩序、轻权利"的传统。法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对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均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论法律行为的效力层次——以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批准的效力问题为例

传统通说将法律行为效力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层次,其理论缺陷在于将生效等同于有效,无法合理解释法定生效条件或约定生效条件合同的效力状态,导致了司法实务的混乱。本文虽赞同将法律行为效力分为成立、有效与生效三个层次,但认为学界不同学者主张的法律行为效力三层次论,要么存在理论观点的错误或片面,要么存在理论论证的错误;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修正,主张修正的法律行为效力三层次论,在传统成立和"生效"(有效)之后增加一个生效层面,以合理解释法定生效条件或约定生效条件合同的效力是有效但未生效,具有法律拘束力,厘清了司法实务的混乱。     

诚信：刑事诉讼和谐的伦理基础——兼论刑事诉讼诚信机制的建构

刑事诉讼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存在激烈对抗和利益冲突。证据突袭、欺诈等非诚信行为构成了诉讼中的不和谐因素。诚信作为一项伦理准则，符合刑事诉讼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目标，是刑事诉讼和谐的伦理基础。应通过构建刑事诉讼诚信机制。对控辩双方的非诚信行为进行合理约束，促进诉讼和谐。     

合同无效论

我国大陆通说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欠缺法律行为实质性要件,自始、确定和当然不发生法律行为固有效力的”法律行为。因此,作为法律行为下位概念的合同一旦无效,也就永远地、不可挽回地发生法律效力,不会因任何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得有效,纵使合同当事人有补救的意愿。笔者认为,对有些未违背公共利益而只是事关私法自治原则的合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如果它们是确定的、当然的无效,而不给予特定当事人以任何补救机会的话,有违私法自治原则,合同无效概念应区分为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     

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活动的存在是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活动中倚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忽视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同时,随着人权主义的不断发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体系不断的完善,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角色以及权利保护存在忽视或者淡化的倾向,如何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唤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对地球环境问题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它更新了人们对于发展的认识。构建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应注意八个方面:要建立一体化的环境法律,要建立合法的环境权,要形成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分离发展职责和环境保护职责,要成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机构,要引入"三底线"报告制度,要组织环境关注、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阶段调查,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     

行为金融对有效市场假设的质疑

有效市场假设建立在三个逐渐放松的假设之上。本文以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非理性行为、系统性偏离和有限套利三个方面对有效市场假设成立的三个假设进行了质疑,从而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质疑。     

法人代表越权行为与表见代表制度

"代理说"和"代表说"对法人本质有着不同认识,但是在法人代表的法律地位问题上,二者却呈现出日益趋同的现象。法人代表超越权限行为,既包括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又包括超越法律、章程及内部决议和规定对其代表权限制的行为。依据表见代表理论,法人代表超越权限的行为不应一概地认定为有效或者无效,当在第三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时,该越权代表行为应为有效。我国关于表见代表的规定存在主体限定过窄、认定标准不清、缺乏统一的制度体系等缺陷,应当从法人对善意相对人、法人代表对法人、法人代表对相对人的法律责任角度来完善法人代表表见代表制度。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研究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行为,是我国民法中独创的法律术语,在实践中以此订立的合同通常被称为“阴阳合同”,指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出于某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而利用合法的“外衣”来掩饰该种不合法的目的,以达到当事人最终想要的结果.在我国《合同法》提倡鼓励交易的原则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比比皆是,最常出现于规避国家的纳税和存在第三人的合同当中.由于此类合同损害的是国家的经济秩序和合同外第三人的利益,而且因为存在一层合法的“外衣”而使得其违法性更难被发现,在证据收集以及民事责任追究方面相较于其他无效合同的情形更加困难.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去罪论——兼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1条对《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定并未能解决长期以来社会对该罪"口袋罪"的诟病。该《解释》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四要件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泛化的"公众存款"不当地压缩了为公司法、合同法等基本法律所保护的投融资活动;二是不特定对象与公开宣传并不能清晰地界定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三是它无视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同银行吸储(放贷)一样均属于合法的吸收社会资金活动,且不当地强制要求前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事先批准。基于此,并结合我国现行有效的民商事基本法律之规定,应该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去罪化处理,回归其应有的合法本性。     

关于不动产"一物数卖"的法律经济学思考

在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仅仅从传统的交易习惯和理念来看待一物数卖行为并解决数卖行为中各方利益问题是片面且无效的.不动产"一物数卖"的产生是经济规律与法律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存在合理与否?买卖各方的利益问题如何解决?经济规律与法律规则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不动产"一物数卖"现象的成因入手,可以分别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挖掘其本质,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