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对明代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以《香囊记》的骈偶倾向为例

八股文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香囊记>上.通过对<香囊记>与八股文文本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正如徐渭所言,<香囊记>的对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八股文移植而来的.邵璨通过对前腔体制的创造性改造实现了这种移植.     

从《香囊记》中的“传注语”看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

通过戏曲与程朱理学两种文本参校细读的方式我们发现《香囊记》以戏曲之形而行议论说理之实,大量引用阐发朱熹的“传注语”及其他程朱理学著作,具体而微的反映出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深刻影响。     

八股文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演进——以明清戏曲创作为例

八股文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受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影响,且作为读书人的进取之资,为人们年深日久地修习,所以又对各种文体影响深远。曾经地位卑弱的戏曲在八股制艺的影响下,历经深为八股制艺浸染的文人的改进,艺术创作由粗转精。     

论八股文与诗歌创作的嫁接——以尤侗的《论语诗》为考察文本

明清时期,八股文影响到了律诗的创作。清初,擅长作八股文的尤侗从《论语》中取题,运用八股文的扣题及起承转合的作法技巧,以八股文的代言方式来做诗歌,在代圣贤立言的同时,也自述心志,《论语诗》可以看做是尤侗入仕之前心志的剖白与总结。由于《论语》的语言风格是古朴简约,受八股文代言方式的影响,诗歌意境也就散发着古朴的韵味。但尤侗以通俗的意象、典故、事件、语言来表现题意,使得古朴之中渗入了通俗之趣,就诗体而言,可谓是标新立异。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水浒传》为“石碣记”试论

<水浒传>的实际开端是龙虎山推倒伏魔殿之石碑的洪太尉误走妖魔.这其实是天假洪太尉之误以行其道,亦替天行道.龙虎山石碑后以晁盖青溪村石碣、三阮石碣村之石碣和后来梁山上自天而降之石碣、书末宋江的提及,以及最后阮小七的仍 回还石碣村等,前后联络照应,三复影射皴染,实为领起并贯穿全书的一大物象.特别是石碣天文的描写,与玄女天言相应,为全书叙事所祭起的一大纲领.在这个意义上,<水浒传>实可以视为一部托于石头意象为叙事总构的一部放大展开的石碣天文,一部绿林江湖故事的石碣记.     

发生在明代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戏曲论争--《琵琶记》与《拜月亭》高下之辩

《琵琶记》与《拜月亭》高下之辩,是明中叶至明晚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戏曲论争,反映了不同戏剧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各有其立论的原因、意义。这场众多曲坛学人围绕《琵琶记》、《拜月亭》的高下问题而展开的论争,因各人评论立足点相异,故多有见识未到之处,真正见解深刻的是思想家李贽。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明清小说中的“通书”与“祟书”——以《玉匣记》为例

通书是旧时民间通行的一种历书,其中载有吉凶宜忌、祛祟镇邪等方面的知识,为古人从事择吉、祛祟等民俗事象提供指南,是当时民间常备常用之工具书。明清小说中多有关于通书的描写。这一方面反映了相关民俗事象在当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又与作者的艺术构思有关,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其中,《玉匣记》是比较突出的一种。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二年律令》看儒家思想对西汉立法的影响

从 1 983年荆江市荆江县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这一部真切反映西汉初年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来看 ,它体现出了不少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 ,虽然西汉统治者在汉初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推行黄老之学 ,实行的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 ,但从律令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儒家学说也已很大程度深入到汉初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中 ,在治国理政驭民这个大课题上 ,西汉王朝实际上采取的从实际出发 ,利用各家学说予以综合治理之策     

从《英轺私记》看刘锡鸿对外思想的变化

刘锡鸿是中国近代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但作为清政府派出的首任驻英副使及首任驻德公使,却有许多“特 殊”之处,正是这种特殊使其具有研究的价值。他在出国前思想封建保守。略显顽气,是儒家封建文化的捍 卫者;而在走出国门后。置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其思想发生了变化。从《美轺私记》入手,从诸方 面分析考察这种变化,从而反映出历史具有时代性的特征。既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物与历史的关系。     

日本文学对《搜神记》的吸收与借鉴

《搜神记》不只对我国魏晋六朝之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它可能远在公元891年之前已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可在日本的“物语”、“说话”中得到印证。在日本历史上,有五次我国移民大规模迁居日本成为“归化人”的记载,不同国度、民族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及宗教传播是民族间文学交流的载体。自《搜神记》传入日本以来,一直成为日本佛教故事、怪异小说的滥觞,日本近代新译本的问世,更扩大了《搜神记》在日本的影响。     

韩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中国——以《朝天记》、《朝京日录》、《入沈记》为中心

许葑的《朝天记》、金堉的《朝京日录》和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记》分别是16世纪、17世纪、18世纪韩国文人的访华记录。比较这三部作品,可以发现文中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究其原因,是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和韩国文人看待中国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

通过对<洛阳伽蓝记>、 <魏书>、 <北齐书>、 <北史>和隋唐有关文献的考察,街之应为"杨"姓.从<广弘明集>衙之小传和晋唐记载人物籍贯的体例分析,衙之的籍贯应指西晋时期的幽州北平郡.街之的生平及仕历,从现存的史料大致知道他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洛阳伽蓝记>的创作当始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约至武定五年(547)的七、八月之间完成.完成此书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记载人文地理的"<庙记>体"地志著作对<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影响应引起学者的重视.     

《拾遗记》创作的神奇化追求

尚奇猎异是一种人类的审美需求。受时代风气影响,六朝志怪小说大量产生,并体现和追求着奇异之风。作为六朝时期“拾遗”体志怪的代表作,《拾遗记》的神奇性审美追求更典型。笔者经过对《拾遗记》文本的细致分析、归纳和论证,认为《拾遗记》的神奇化审美特征体现为神异性和奇异性两大类。在具体内容上则通过大量、生动的神奇的人、事、物乃至异域的记叙描写来实现。     

从《二马》看英国文化对老舍的影响

《二马》是老舍唯一的一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将中国国民置于英国文化环境中去表现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文化是老舍批判国民弱点、建构思想人格的价值准则 ,也是他作品幽默风格的重要源头。但由于生活经历等的影响 ,老舍与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 ,他更注意吸收英国文化中务实肯干、追求知识与文化、保护弱者的一面 ,而对自由、浪漫、爱等个人主义文化观念未加吸纳     

关于《登科记考》补正的几个问题——兼评王洪军教授新著《登科记考再补正》

《登科记考再补正》主要存在重复录载前人已经使用的史料而没有进行任何考证、将史料中凡有进士字样的人全部录载为及第进士、依据未经考证的方志与宗谱等史料录载登科人名以及由于不清楚武举考试的基本史实而产生的误载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影响到该书作为史料工具书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更事关后续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