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经汉译看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文章通过考察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评价《一切经音义》及《翻译名义集》等辞书的理论贡献后得出结论：（1）典籍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过程,概念术语的翻译有继承性;（2）适时编写相应辞书对概念术语英译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一些规范。     

汉译佛经语体的形成

从佛教的语言观念与译经的特殊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译佛经中白话与文言因素并存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汉译佛经中出现大量白话,既有佛教传统语言现的原因,更受制于早期主译僧人的汉语水平,汉译佛经中的文言因素.则来源于担任笔受及润文的中土文人.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意识形态观照下的唐朝佛经汉译

围绕权力和翻译的关系探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试图证实这一论点:唐朝的佛经汉译表明翻译活动,特别是宗教文本的翻译,在翻译政策、译者和翻译策略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通过揭示翻译文本生成中的操纵机制和政治动因,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特别是宗教文本翻译的本质.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交际活动.而是权力控制下源语和译语的对话.     

隋前汉译佛经复音连词概况

隋前汉译佛经语言含较多的口语成分,是中古时期汉语口语的典型代表,在所调查的941部隋前汉译佛经中,可提取出224个复音连词,它们基本上反映了中古时期汉语复音连词的大致面貌。在这些复音连词中,有186个双音节连词、31个三音节连词及7个四音节连词。据对照,这224个复音连词有约四成是《汉语大词典》所未收的。根据通行做法,以逻辑关系为标准,可将这224个复音连词分为两大类、十小类。这些连词的内部构成颇为复杂,而其通类现象也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食品英译亟待规范

在推进国内食品品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食品英译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目前国内食品英译现状不容乐观,有的甚至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形象.本文通过实例分析了造成英译错误的原因,如望文生义、中英文化差异、直译与意译选用方法不当等,探讨了相关翻译策略,希望食品英译能引起足够重视.     

佛经翻译的译场及翻译程序

史称"千年译经"运动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源头。本文通过佛经翻译的译场与翻译程序,分析佛经翻译的地域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译场制度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出经的规模与准确性。佛经翻译是科学客观性大于文学主观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其时代性因素往往大于地域性。     

梁武帝诗文所受汉译佛经影响

萧梁是南朝佛教发展的顶峰时期,梁武帝、沈约、王僧孺、粱武帝子简文帝萧纲等人诗文均受到汉译佛经比较大的影响,粱武帝尤具代表性.梁武帝各体诗文受汉译佛经影响表现出很大的共通性,或以佛经教义作为行文的思想基础,或依据佛经内容述说,而受影响的轻重程度并不完全等同,其部分诗、论、序受佛经影响,已偏离了汉地各自体裁的根本特征,愿文更完全是以佛经为存在基础.梁武帝及其同时代人诗文吸收佛经尚处在刚刚开始消化的不成熟阶段,但为唐及以后汉地诗文吸收佛经的成熟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汉译佛经叙事时序分析

在汉译佛经叙事中,叙述者为了使受众能更好地皈依佛教,在使用顺叙之外,多采用预叙、插叙、倒叙等其他打破时间的矢量流程的叙事时序,形成了佛经叙事变幻多姿的叙事特色。这些手段的运用,强化了佛经叙事的的虚构性。     

语言的文化属性及汉译英的失真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除具有交际和思维功能外，还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存在。由于不同语言各自的文化特性，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会出现原有内涵不同程度丧失的现象，即翻译失真。汉语翻译成英语时存在着六种失真的情形：其一是失趣，即原有语言之趣丧失；其二是失味，即原有文化韵味丧失；其三是失义，即原有意义部分丧失；其四是失礼，即原有礼仪内涵丧失；其五是失骨，即原有民族风骨丧失；其六是失美，即原有艺术美感丧失。增加直译成份、尽可能展开或加注、扩大文化交流是减少汉译英失真的三种比较有效的途径。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 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汉翻译过程中相关词汇的对比翻译

英汉翻译过程中 ,对比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的特点及相关词汇用法 ,采用词汇类型对比 ,词义的选择 ,词类的转译等不同的翻译手法。本文重点分析了英语词汇的一词多义 ,一词多类 ,以及根据汉语言的习惯 ,翻译时适当给以增词和减词。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主体间性视野下的佛经翻译解读

在主体间性框架下分析佛经翻译三个主要阶段的译者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译者主体、读者接受、权力与赞助人、社会文化需要等因素的交互对话的间性作用才成就了我国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佛经翻译.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英汉互译的简洁性策略

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应当以简洁为首要原则,采取各种适合译语习惯的方式,凝练扼要地把原文的意义表达出来.汉译英的简洁性主要体现在修辞简洁性、次要信息的梳理、虚词和意义不大的一些词汇的省略以及运用英语语块翻译汉语句子.英译汉则将英语的长句和各种虚词、助词、关系词、形式主语等省略,而只保留那些实义部分,用汉语流畅表达出来即可,同时也将一些英语名词,特别是专业性的缩略词直接引用到汉语译文当中,而不需要翻译.同时要注意不能因词害义,简洁应当是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