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庭结构转变--来自居住方式与人口因素的作用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SOCSIM微观模拟方法将家庭转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因素和居住方式因素两个方面,并进一步将人口因素分解为人口惯性、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四个层面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当前人口变动相对稳定,较小的波动使其在家庭转变中的贡献率相对较小,而居住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人口因素的进一步分解还发现,人口惯性及生育率水平的作用相对更大,生育率水平、结婚率水平带来的影响与人口因素的总影响方向是一致的,均提高了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的人口比重,降低了三代及以上户的人口比重.与之相反,死亡率的影响与人口因素的总影响方向是相反的.     

中国生育率地理波与先进生育文化的区域传播

我国生育率变动存在着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地理波现象 ,这是发展的时空差异在生育上的表现。我国生育率变动大致可分 5大先发生地、5大扩散区域。以语言为代表的文化因素的同质性 ,有利于先进生育文化的迅速扩散。我国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对省区生育率差异作用的强度呈现两个“U”字型 ,即文化因素的正“U”字型曲线和经济因素的倒“U”字型曲线。现阶段我国区域文化的差异 ,已经成为地区生育水平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控制人口的关键是普及义务教育

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医疗卫生状况、人们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人口政策等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变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人口学界越来越关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但是,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到底怎样,人们并不是很明确的。例如“浙江生育率变动的分析”(见《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编)一文指出:文化教育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是影响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政策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然而,各个因素对降低我国当前生育水平的净作用大小如何、文化因素在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中又占据怎样的地位,该文的分析是不清楚的,缺乏进一步深入的定量分析。本文利用我国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对文化因素与生育率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影响农村妇女生育率直接因素的研究——北京市顺义县杨镇乡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调查

在致使妇女生育率下降的诸多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提高等间接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论著。在我国,有关直接因素的定量研究报告较少,而且在现有资料中所反映的避孕、哺乳等直接因素对城乡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又有很大区别。本文研究重点在于明确调查地区影响妇女生育率的直接因     

我国城市、农村影响生育率因素的比较分析

全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表明,1981年总和生育率为2.63,其中城市为1.40,已低于更替水平;农村为2.91。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数字,我国1984年出生率已降低为17.5‰,总和生育率为1.94,略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我国城市和农村生育率水平一直存在着显著差异,农村总和生育率是城市的二倍以上,这反映出农村二胎或二胎以上现象还比较普遍,也暗示了降低农村生育率是今后我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所在。本文试从我国城市、农村影响生育率因素做理论上的比较分析,并就这些因素说明其决定生育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社会经济发展的生育率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相关、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从时序与截面数据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育率效应作了系统实证分析。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生育率水平的终极性因素，但其直接影响力较小，更多地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基础和实现人口控制的长期条件，文化水平在生育率转变中起特殊重要的作用。作者还分析了造成生育率时序、地区和城乡差异的原因及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水平的对策建议。     

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

以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为依据,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受教育状况次之,避孕节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减弱;同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直接或通过教育因素间接对综合生育率产生影响,而教育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或通过避孕节育间接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影响是通过模型以外的其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     

总和生育率的测算及分析

文章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了1994~200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探讨了影响该指标变化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生育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进程等。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我国三十年来婚姻和生育模式的转变(1953-1982)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重要的生育指标之一,它排除了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和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生育水平。然而,尽管它排除了若干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仍然受到婚姻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受到婚姻和生育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这样,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仍然不能完全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化。当人们对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比较分析时,往往不能直接看出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     

论家族文化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

国外生育率转变理论认为,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经济的现代化是生育率革命和人口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生育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也有的学者把“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作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性条件。我认为,这些以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理论,很难诠释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尤其不能解释我国农村生育率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后遇到的硬性约束,即在男性偏好支配下的超生行为。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家族文化对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转变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经济因素,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微观经济分析

生育率转变,即生育率下降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微观经济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家庭经济类型、家庭消费模式和生活质量等。     

我国同期群生育率的历史性转变

许多文章已经从不同角度较详细地分析研究了建国以来时期生育率的变化和发展,并论证,70年代初期是我国时期生育率下降的转折点。然而,对同期群生育率的详细研究却为数不多。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各同期群的生育资料不易搜集;另一方面,人们或许认为时期生育率比同期群生育率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各个时期的生育水平。事实上,从这两种生育率本身的性质、研究方法及搜集数据的难易程度看,虽然时期生育率的数据易得,计算简便,结果明了,但这一指标的性质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时期生育率反映的仅仅只是各同期群整个生育里程的某一个局部,它受到结婚水平、同期群年龄结构和生育间隔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不能较好地反映出真实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因此,如果只关注时期生育率的变     

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乡一城人口转移作为城市化过程,总体上有利于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是,由于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具有既不同于城也有别于乡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别效应。通常认为,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介于城乡之间,即低于乡而高于城。但是,有关研究认为,我国乡一城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变为低于城市。对此,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和区域差异,然后对乡一城转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尝试性的推算,最后聚焦讨论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流动性问题。     

关于当前生育影响因素的思考

根据我国生育水平来分析影响当前我国生育的因素,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探讨生育影响因素的未来变动与趋势。影响生育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以及资源分配或社会平等的政治因素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变化等都有抑制生育率提高的作用。生育政策变动、社会保障、人口健康和安全有促进生育率变化的趋向。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中国人口的变化:1990—1995年

1995年我国举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90年代上半期我国人口的一些重要变化。 1 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率低于以往各时期 我国妇女生育率经70年代的大幅度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中下降,进入90年代又出现了加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到1981年的2.63和1990年的2.31,至19995年又降到1.85,已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妇女各年龄上二孩和多孩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已婚比例和已婚生育率变化对日本生育率下降影响的比较

生育率的变化是由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传统、生物以及行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的。人口学家邦戈茨等首先在其研究中将这些因素分为直接决定因素和间接决定因素。直接决定因素是直接与是否生育、生育孩子多少早晚密切相关的生物学及行为学因素。直接决定因素可分离成已婚比例和已婚生育率两个主要直接决定因素。两个因素造成的生育率的变化方向可以是相同的 (都使生育率下降或上升 ) ,也可以是不同的 (一个因素使生育率下降 ,另一个因素使其上升 )。在两个因素造成生育率变化方向相同的情况下 ,二者对生育率变化影响的强度往往也是不同的…     

影响城乡妇女生育的因素——对黑龙江省1979—1988年结婚的育龄妇女分析

妇女生育率是人口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国自1979年“一对夫妇一个孩”的人口政策实行以来,人口的生育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城市与农村对政策的理解与执行有一定的差异,客观地揭示这些差异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城乡间影响生育率水平的诸因素,指导计划生育的实施是十分重要的。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