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契丹人牧养牲畜技术探析

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辽朝契丹人牧养的牲畜主要有马、牛、羊(绵羊、山羊)、骆驼等,其牧养牲畜的技术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时牲畜进行组织和管理,主要采取的措施有组群方式放牧和用印文标明所有权,其中组群放牧分集中放牧和散牧两种形式;另一方面是对草原实行循环放牧或区域轮牧,即有营地的定期游牧,分按季节游牧和定居放牧,其中按季节游牧有四季、两季之分,契丹皇帝"四时捺钵"是四季游牧的具体表现,五院、六院等部则是春夏与秋冬二季游牧.定居放牧是指牧人定居并建有畜圈,草场按季节轮牧.     

生态经济视阈下的游牧人口定居研究——以甘南牧区为例

阐述了甘南牧区概况,从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角度,分析了游牧人口定居的必要性,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分析了定居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适宜游牧人口定居的模式选择和机制研究,它有利于甘南牧区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

针对新疆实施哈萨克游牧民定居工程过程中仍存在的牧民生态意识不强、垦草开矿、超载放牧、过度发展旅游业等现象,指出哈萨克游牧民族定居工程建设发挥着草原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作用,提出应转变牧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定居牧民生态意识的自主性,为牧民定居和生态草原建设提供行动准则和法制约束等措施。旨在构建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     

21世纪前二十年蒙古国文学发展动向

21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蒙古游牧文化逐渐从迁徙转向定居,从传统转向现代,在此过程中牧民的心理也产生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迷茫之间的冲突。现代转型不只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有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的更新。从游牧与定居、传统与现代、理想与迷茫、本土与世界等方面对21世纪前二十年蒙古国作家作品进行简要梳理,分析21世纪以来蒙古国文学发展动向和蒙古游牧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游牧民的心理接受过程以及游牧文化从本土化到世界化的转变。     

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

牧民定居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在藏族牧区推行的主要惠民政策之一,但定居的方式、规模等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果洛州大武镇有扶贫、定居、移民三种不同牧民定居模式,各具特点。牧民定居是个复杂问题,牵涉到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用"生态移民"一言而蔽之。此外,应从多视角具体分析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化,未必像一些学者坚持的那样,是游牧文化的终结,相反,可能是一种新的游牧生活的肇始。     

新疆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对比分析

游牧定居已成为各牧区的发展趋势。该文通过入户访谈法、层次分析法对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进行对比评价,得出集中定居和插花定居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定居的社会效应高于插花定居,插花定居生态效益高于集中定居;提出通过减轻牧民自筹资金压力,加强迁出地生态保护等措施,为霍城县牧民定居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游牧人口定居模式的应用研究——基于甘南牧区的调查分析

以适宜的模式引导游牧人口定居是修复生态系统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分析自然禀赋、草地类型与功能、生态现状及已有生态修复手段等的基础上,提出符合甘南实际的定居模式主要有完全定居型、半定居型和混合定居型等三种,各牧区应当立足各种模式的特点,从行政区划和草地状况等两方面选择定居模式。     

草原生态失衡与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博弈——以甘南碌曲为例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游牧民定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甘南是由内地过渡到西藏的重要中间地带,解决好其境内游牧民定居问题,关系到我国的边疆安全。而我国传统游牧生产的局限性、以碌曲为代表的西部草原生态的持续恶化以及藏族游牧民向往更好生活的愿望都凸显了游牧民定居的现实意义,无论是生态意义、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能。草原生态失衡的现状与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博弈,只有在定居后游牧民生活改善、草原生态得以恢复中才能得到完美结局。     

哈萨克族从游牧到定居的婚俗变迁——以新疆昌吉地区哈萨克族婚礼的变迁和融合为例

哈萨克族在其游牧生活中的婚俗活动丰富多彩、别具特色,踏水礼、彩礼、婚嫁仪式歌、刁羊和姑娘追等是其传统婚礼的基本习俗。随着哈萨克族从游牧到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婚俗在时间、彩礼、婚宴和交通等方面由传统向现代不断地发生着变迁。通过对哈萨克族传统和现代婚俗的描述和分析,可以认识到:哈萨克族由单一的民族婚俗文化不断地向多元的民族婚俗文化交融与发展。     

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

辽国境内广阔的草原使契丹人选择了四时游牧的生活方式,因放牧需要频繁更换牧场,所以契丹人居无定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帐篷与毡车就是契丹人主要的居住方式。契丹人的穹庐与毡车颇具草原生态特色,即木构毛毡,同时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即便于拆卸和搭建。而契丹人蓄养的大量牲畜和境内的莽莽森林为他们建造居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避西北风,居所门户皆东向。契丹毡帐中的家具也主要是为适应草原游牧生活的需要而设计的,即所有家具便于搬迁、安装和拆卸。     

论哈萨克族的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以后,历经了漫长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最终在哈萨克人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哈萨克族伊斯兰化不仅表现为哈萨克族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也包括伊斯兰教顺应哈萨克族传统信仰习俗,使伊斯兰教逐渐“哈萨克化”的过程。与其他定居民族伊斯兰化相比,哈萨克族伊斯兰化的程度相对偏低,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     

移民定居与社区发展——对河西走廊少数民族两种类型定居点的调查

沿河西走廊分布的各少数民族自上世纪末持续进行大规模的生态移民与牧民定居工程,由此产生很多新的民族社区。在这些社区中民族生活空间、生计方式及民族传统文化均产生剧烈的变迁。研究其特点、规律,找出社区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持续推动新的民族社区稳定、健康、和谐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甘青川藏区生态文化及其建设小康社会研究

甘青川藏族主要居住在长江、黄河源头,这里也是汉藏文化和多民族交往相对活跃的接触地带,不仅拥有游牧经济文化,还有农业、半农半牧、半农半林等传统经济文化类型。这些传统经济文化模式,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放牧超载、乱挖乱伐、无序开采等不可持续行为的发生,直接威胁到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长江、黄河流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科学地处理和协调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与建设小康社会、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疆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生态畜牧业产业化是实现畜牧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新疆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在取得初步进展的情况下,生态畜牧业发展水平较低,农区、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缓慢;畜牧业科技含量相对较低,规模养殖和科学养畜水平低下;牧民定居水平不高,移民回流、再度开垦。应通过体制创新,加强畜产品安全监督检查,促进畜牧业科技公司的发展;构建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长效机制,确立以游牧文化精髓为基础并充分吸收其他文化长处的本地区主导文化,促进新疆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新疆巴里坤东黑沟(石人子沟)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游牧中有定居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是普遍存在的.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就是在东天山北麓发现的一处大型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地址,2005～2007年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重点发掘,揭示了以墓主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和以人牲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同时共存的现象,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与文献所栽的匈奴于西汉初年在东天山地区击败月氏的历史相合.东黑沟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东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意义十分重大.     

人与自然和谐是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核心理念

蒙古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蒙古民族对环境的独特的适应方式在生活领域内大体以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最为典范,并且构成了一系列的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和解读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的生态伦理价值具有时代意义。     

青藏牧区牧民在草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

藏族世代生息在青藏高原上,他们选择适应高原生态环境的游牧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青藏牧区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形成具有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朴素的生态观,世代保护着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如今对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管理与保护,应该重视当地牧民在草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并尊重当地民族的传统游牧文化,因地制宜,从而促进当地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诗史互文：史传与史诗功能的侧重与互补

世界几大原生史诗的诞生都与游牧文化有直接关系。游牧民族的口传叙事文学通过相邻定居文化的书写技术得以流传,或通过殖民地扩展,把史诗的基因植入了定居文化,使史诗得以生长。汉族的史传和其他民族的史诗体式不同,但完成的文化功能相同。     

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

三江源是中华民族的“水塔”,也是藏族长期生息的地区。藏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与“中华水塔”的保护密切相关。藏族传统游牧采取“多畜并放”、“转场浅牧”方式,其有效地规避了三江源区域的生态脆弱环节,确保了高寒草原的生命线--覆盖在整个草原表层的泥炭层和腐殖质层,以致稳定了长年冻土带。但半个世纪以来的草场产权更替与“网围栏工程”的推进,严重地冲击了其生态脆弱环节,引发了生态灾变,危及到了中华水塔的安全。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