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营企业内控制度与股权激励的关系

随着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运用被提到了民营企业管理的议事日程。内控制度是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而股权激励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也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两者的有机结合将激活民营企业的发展动力,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论民营企业内控制度与股权激励的关系

随着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运用被提到了民营企业管理的议事日程.内控制度是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而股权激励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也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两者的有机结合将激活民营企业的发展动力,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股权激励模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基于代理成本中介和股权集中调节的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2010-2015年234家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探讨了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相比,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显著,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代理成本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会弱化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同时也会弱化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强度。     

论经营者控制权激励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控制权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权,拥有控制权能够使经营者获得各种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的损失所具有的不可补偿性使得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具有对控制权收益攫取和维护的激励,因而在财务决策中更多地体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而非股东价值最大化,反映在企业投资领域就是各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融资约束下高管激励机制与中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基于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的对比视角

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差异化情景下高管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趋紧,单一高管激励机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反向效应,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股权激励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在高融资约束下,单一股权激励抑制效应显著高于货币薪酬激励效应,组合激励机制却呈现更显著的激励效应。基于此,面对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应优化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强化制度短板的绩效考核、营造积极的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氛围,聚力内涵式发展。     

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以2006—2008年公告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将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视作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股权激励强度越高,股权集中度越低;反之,股权越集中,则股权激励强度越低。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2)考虑到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司绩效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3)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大股东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及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且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控股大股东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第二大股东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也进一步导致投资不足;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呈正向关系;董事长与经理人合谋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而相互监督则能抑制非效率投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易产生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使上市公司加大投资,抑制投资不足。     

晋升激励、薪酬管制与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是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但目前政策的干预效果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结论。文章以2009年发布的国企"限薪令"为外生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在加入晋升激励作为调节变量之后,会强化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高时,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比行业竞争度低时更加明显,对投资不足的作用没有显著变化。本文得出的结论可以为薪酬管制积极的政策实施效果提供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对新一轮的国企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规律研究

在我国加快建立创新型社会、促进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私募股权投资通过对创新型企业和传统企业投资并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司绩效,同时自身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私募股权投资,但这种新型投资模式的投资规律尚不明晰。该文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具有投资呈现周期性变化、投资区域呈现明显的集群效应、收购投资比例逐渐上升、坚持专注投资等基本规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经营绩效

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快速发展的今天,其能否改善支持企业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成为业内关注的重点。本文以中小板92家私募股权投资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这一问题,结果发现在私募股权投资支持企业中,董事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董事会开会频率及杠杆水平与经营绩效负相关,而董事会规模、领导结构和董事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代理冲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述论

投资决策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在实践中,由于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投资决策会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文章从委托代理视角,以股东-经理、股东-债权入和大股东-小股东这三种代理冲突为典型,对国内外有关非效率投资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性评述,进而就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个人见解。     

私募股权投资国内发展现状初探

私募基金由于其高风险、高收益、高门槛的特征，使其在金融领域总是最具有吸引力。近年来随着中国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政府不断出台有利于风险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的，中国已经成为私募基金最为看好的市场之一。本文主要介绍私募股权投资的概况，并从实际操作层面简要探讨国外私募基金在中国投资所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     

日本私募股权投资特点与借鉴

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展私募股权投资的国家,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日本的私募股权投资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从日本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依据、监管制度和运作模式三个方面着手,全面研究和分析了日本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并试图通过日本的经验借鉴,对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提出建议。     

金融生态环境、银行融资与民企投资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新视角,研究金融生态环境、银行融资和民企投资之间的关系。利用上市民企2006-2010年的经验数据,将民企投资细分为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三种情况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三种情况中,银行融资与民企投资过度/投资不足之间存在负/正相关性。并且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公司的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与银行融资的相关性会增强。这意味着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公司投融资,进而提高上市民企质量。     

民营企业劳动关系运行的投入与贡献分析

民营企业劳动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在劳动关系上的严重投入不足所致。本文通过对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运行成本的考察,构建了劳动关系的投入———贡献模型,并对民营企业的劳动关系进行了投入与贡献分析,提出了改善劳动关系的相应建议。     

市场化发展水平、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

资本市场并购活动愈发活跃及并购商誉不断攀升究竟是反映了并购企业的理性投资选择,还是由于非效率投资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文章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企业前期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不同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差异.结果发现:并购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越高,则越会导致企业当期并购商誉的上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则并购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会得到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当期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并购企业上期投资不足是造成当期并购商誉上升的重要原因.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并购商誉形成的原因提供了重要认识和经验证据支持,有助于理解地区市场化制度环境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所起的重要调节作用,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决策提供重要启示.     

控制、信任与PE投资决策关系的研究

私募股权基金(PE)作出投资决策是与被投企业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不仅建立法人之间的关系,也建立投资人与企业家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性、未来发展不确定性,正式契约难以完备,信任是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这种脆弱性的信念,是合作的前提。西方对PE与被投企业关系的研究以正式控制作为治理形式,中国对"情、理、法"的排序与西方文化不同,过分强调正式控制反而会削弱信任,影响投资合作。PE引导企业正确认识未来的合作价值、PE的社会网络、重视社会声誉,形成共享价值观,从而建立非正式控制,是决定信任与投资合作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