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名制：民间信仰的另一种生存策略——对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一个“盘王大庙”的个案研究

基于参与观察与个案访谈,采用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瑶族村落以“盘王大庙”之名来重建“仁王庙”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村民的支持、乡村精英的努力和政府的通融,是小传统与大传统发生碰撞时的文化表现,是为了缓解紧张关系的一种生存艺术,取名日“共名制”。“共名制”与学界以往研究中的“双名制”、“借名制”均有所不同。它是以合法化仁王信仰为初衷而创造出的以一种合法信仰之名（盘王信仰）来容纳非法信仰（仁王信仰）的运作策略,导致最终结果是：在一个信仰之下实际共存着两套信仰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民间所谓的“一个牌子,两套人马”模式策略。     

佛教的卜筮信仰——以藕益智旭卜筮活动为中心

传统认为,佛教不提倡卜筮,但其实佛门也有自身的卜筮信仰,不仅有佛教经典作为依据,而且也有实际践行的历史记录。这种信仰隋唐时就已出现,明清时得到广泛发展。明末藕益大师是积极施行的代表人物,他的卜筮活动主要是拈阄与地藏占察。他将佛教卜筮与传统易占做了区分,并撰《周易禅解》以佛教卜筮理论解读易学,他的理论注疏和实际践行对佛教卜筮具有“正名”的价值。除了儒释道相融因素,末法时求疑与利他的需要、密宗影响也都是促进卜筮信仰发展的因素。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

中国历史上虽没有西方那样激烈的宗教冲突和信仰论争,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信仰精神和信仰概念。儒家的许多范畴都包含有信仰的涵义,它们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揭示出信仰的完整内涵。“信”体现了信仰的执著精神,“忠”体现了信仰的献身精神,“敬”体现了信仰的行为外观,“诚”体现了信仰的精神境界。尤其是“诚”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信仰的独特理解     

浅析哈萨克族史诗歌手“吉老”

“吉老”是哈萨克族民间的古老史诗歌手,是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等古老民间韵文长篇作品的再创作者和演唱者。“吉老”与吉尔奇、阿肯等民间说唱艺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吉老”不但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承者,而且是统治者、领导者或捍卫本部落利益的勇士。“吉老”这种史诗歌手的出现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历史条件不无关系。     

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

每一个民族或地区都有其自然发生的民间信仰，此种民间信仰，亦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近６００年来．福建是巫风炽张、“淫祀”盛行的地区之一，不少“淫祀”均典型地反映了“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功利性心理。本文通过对江南“五通”神在福州的变种──瘟神“五帝”信仰的研究，分析此种造神心理背后的区域地理背景。     

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回顾与反思

“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领域,都受它现实性的强势文化渗透。受其影响,我国文化艺术实践活动正面临诸多困境,而“改革开放”是中国文化多样化发展时期,呈现文化艺术繁荣与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央电视台创办了“本土原创”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下简称“青歌赛”）,引领、彰显主流文化近30年,取得了显著成绩,坚守了国家文化的阵地,对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信仰体系起到了稳定与增强作用,对于促进我国音乐事业发展、培养人才、提高民众音乐爱好与素养等方面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

科学领域里所讨论的对象是手段,而目的的境界则超越科学,这叫做智慧。只要在文化结构里,在人们的意识里,科学与智慧并没有调和一致,科学的实际应用并没有严格服从正确的道德意志和人生的真正目的,我们就不可能确信明日世界里的和平、自由与尊严。资本主义的文化使个人开始能获得对物质自然的巨大征服。然而,这时代的人既没有“本体现”的思想,也没有“热情”。目前危机中最骇人的征候是,我们对于自己保卫的价值所依据的原则失去信仰和信心。在“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严重幻灭和反人道主义的罪恶经验之后,这世界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神为中心的”或完整的人道主义。我们文明的一般异教化的结果使人把希望只寄托在武力和仇恨上,可是从完整的人道主义看来,只有被爱所鼓舞的政治理想才能指导社会起死回生的工作。人都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这尊严是社会利益的前提,是社会为其自身起见必须尊重的;每个人都享有一定基本权利和承担一定基本义务;而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却成为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也成为对和平的根深蒂固的威胁。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处在生死关头,我们就被逼得要重新发见一个为之而生并为之而死的信仰。我们祖先寻求一个一生奉行的信仰是对人的信仰,可是[现在〕我们失去了对人的信仰。如果对人的信仰是建立在超人的信仰上,它就会再生,对人的信仰是被对上帝的信仰救下来的。     

也说“撞钟”

多少年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以说是某些人“得过且过“”混日子”的托词,具有明显的贬义。其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话本来不错。任何工作都有一定章法,佛门也有佛门的规矩。和尚撞钟更有讲究,如果撞不出佛门净地的特色,而与市井红尘无异,则张继《枫桥夜泊》何以能成为千古绝唱?寒山寺的钟声之所以家喻户晓,名扬中外,并非是它的声音特别响,或者是夜半乱敲之故。其讲究在于,它必须在20分钟内均匀地敲完108下,且最后一下敲在夜半12点前不行,敲在次日零点后也不行,而是非得恰好落在午夜与凌晨相交的那一瞬间。可以说如此纯熟的撞…     

苏曼殊:无法救赎的自我--兼与李叔同比较

苏曼殊皈依佛门是由于"壮士"的理想无法实现和"美人"的情意不能解脱之后的一种自我救赎,这种皈依是苏曼殊的一种外部行为,并非一种内在的真诚信仰,因此苏曼殊注定无法救赎自我.     

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之由来

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东北部的敖龙布鲁格与巴彦木仁两个苏木一带居住着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当地的人们称他们为“蒙古回回”或“回回蒙古”;也有些人称他们为“缠头回回”或“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敖龙布鲁格和巴彦木仁两个苏木最为集中,占当地蒙古族总人口的70%至80%,此外还有一些人散居     

“存在”如何规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反思

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是一个难以究诘的概念，不同的存在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与神秘主义的信仰密切相关，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义。但殊途同归：“存在”是主观性的自我，其思维模式可简单归结为：“存在”——“自为的存在”（或“亲在”）——“主观性”——“虚无”。     

近现代汉传佛教戒律松弛现象及自我矫正——以虚云大和尚为中心讨论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佛教进入末法时期,佛教萎靡颓丧,寺院残破,戒律松弛,道风不振,佛教的权威性下降.针对佛门衰相,以虚云、印光、太虚等为代表的佛门大德急起自谋改善,从复兴道场、整顿僧规、培养僧才僧格等方面入手进行自我矫正,使佛教度过劫难,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在当代再现荣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佛门产生新的弊端,佛弟子必须加以正视和矫正,“圆信圆持”以“崇隆正法”,使“圣教昌明”,才能让佛教“上报国恩,下益群品”,并让佛弟子“均沾福慧”,从而保持佛教的可持续发展.     

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国先秦时代即有“居士”称谓,指“道艺处士”。佛教在中国兴起后,佛门礼称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或施主为“居士”。唐、宋以还,文人多有自称“居士”者,或信佛,或懂佛,或与佛教无关。苏过自称斜川居士,以明学陶渊明之志;向子自称芗林居士,即隐居山林之士;尤袤自称遂初居士,乃久倦仕宦,渴望“返初服”（致仕归乡）之意。     

谈社会转型时期的信仰危机

信仰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西方社会的信仰缺失从“上帝的死亡”开始,象征宗教信念的式微;东方社会的信仰缺失自“社会转型”开始,表征依附退出人生舞台的恐慌。国人信仰危机的历史、现实原因,主要源于文革时期信仰神化的沉重代价,还有喜唱高调的传统国民性,更有道德教育要求过高而不切实际的欠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信仰“真空”、信仰“乏力”、信仰多元化、信仰功利化。摆脱危机而实现信仰升华,包含“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的对待信仰”两大方面。     

井冈山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

信仰问题,涉及人的思想灵魂,也涉及到社会制度和党的指导思想。从“知”、“情”和“意”三个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信仰都是科学的信仰。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文化,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的践行过程。井冈山红色文化就是共产党人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明成果。从“知”、“情”、“意”三方面解读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理想信念,对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切实加强党的信仰建设

重视和加强党的信仰建设 ,事关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党的现实信仰状况有喜也有忧。根据信仰本身的特性 ,加强党的信仰建设 ,一是要从信仰的认知性和科学信仰的真理性出发 ,加强全党的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 ;二是要从科学信仰的现实性出发 ,注重解决“四信”中后面的“三信”(即信念、信心、信任 )进而确立第一个“信”(信仰 ) ;三是要从信仰的具象性出发 ,加强信仰教育的“实化”和“物化”。     

堕落时代里的自我拯救——从《荒原狼》看黑塞的悲剧幽默观

《荒原狼》写作的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里几乎无法生存。黑塞在小说中提出以幽默作为拯救手段，帮助人们获得信仰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作家的幽默观是建立在堕落时代背景之上的“绞刑架下的苦笑”，但并不绝望，其实质是爱和信仰。正因为如此，对黑塞的阅读和阐释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现实意义。     

意义与文本——宗教理性浅议

每一种特定的宗教,每一种特定的信仰,都同时是一种思维方式,都遵从一定的理性,即依据一定原则为人们提供一个可理解的世界图示和行为准则。宗教理性不同于科学理性或哲学（世俗）理性。所谓“信仰”与“理性”冲突,只是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之间相互冲突和交汇所产生的现象.只有在宗教固有的文本中,遵循它的内在逻辑去解读宗教,才能把握它的真义。     

中国民间信仰40年：回顾与前瞻

回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其实质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整个社会向常识与理性的回归,而其间隐寓着民族民间文化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的深刻逻辑。尊重差异、多元共生,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40年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最普遍的思想共识。也正因此,民间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活动”再到“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产”的多元次替换演进,并逐步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成为40年来最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事象之一。民间信仰的“新生”,撬动了乡村社会的内在原动力,在大转型时代建立了主流社会与草根群体之间关系的缓冲地带,也拓展了关于中华农耕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在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历史阶段,传承民间信仰优秀基因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势在必行,并且成为民族民间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内在要求,更是当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思考的应然使命,要着力活化民间信仰价值观,在积极推进民间信仰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现代化国家价值观的融会贯通中,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培育、塑造及弘扬。     

说“鸡卜”──论海南民间宗教信仰及海南民俗

研究“俗民生活”中所蕴含的深刻内容,是把握人类精神世界的锁钥。研究海南的民间信仰与风俗,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海南人的精神。“鸡卜”信仰始于汉代;海南岛除了回族外,其他长住民族都有鸡卜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海南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对传统信仰的保留、信仰的功能性和功利性、满天神灵及神灵间的相互融合、信仰的区域性和民族性以及对海外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