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理论旨趣与实践意义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一体制的实施,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从而为社会的变革不断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同时还因为市场经济必然造就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治社会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而一个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完整意义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必将推动中国在最大范围、最深层次上实现社会文化转型。 一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称作公民社会、文明社会,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社会哲学家共同使用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指一种不同于国家构造的社会形态。在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由城市市民组成的反抗封建性国家和教会的独立性社会形态,并用它来表达和指称一种文明化的、世俗的,与私人和独立经济以及民主相联系的社会存在。 中国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始于本世纪90年代初叶。在此以前,市民社会还是一个涉及较少的概念。90年代初,随着西方学术界重新注意到这曾经为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等思想大师讨论过的富有理论生命力的话语时,密切关注世界学术动向的中国同行们,也开始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发生了兴趣。这样一种研究经中国学界的共     

探寻历史的新视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所谓市民社会 ,不是广义的社会概念 ,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特定范畴 ,它指的是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 ,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自治组织和非官方亦非私人性质的公共领域 ,亦称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 1。剖析、研究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鉴于此 ,本文拟对国内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一初步梳理与考察 ,以期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城市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致力于形成一个既能自治 ,又能与政府、市场均衡存在 ,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得以日益增加和完善的庞大而有序的市民社会 ,作为城市社会的依托和载体。市民社会的“第三域”作用 ,将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提供现代社会更人性化的服务 ;其志愿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理想 ,且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发展有利于城市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契约型”社区的生成与发展 ,而调动使用潜藏于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 ,则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之路径——从市民社会及其基本理论的视角

市民社会理论曾经在西方政治家和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本文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市民社会及其基本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首先应该是市民社会市民之自主开发,要发挥市民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政治国家应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定位,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

近代的市民社会观念,主要是指因商品交换关系而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渗交往领域。20世纪,市民社会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是指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即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两种市民社会观念都将克服市场社会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其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是,近代市民社会观念力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克服市场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则致力于在市民社会中寻求克服市场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据和力量。市民社会观念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发展历史的反映,必须考察这整个演变过程,综括其丰富的内涵,才能达到对现实市民社会及其发展的全面把握。     

论中国传统政治参与及其特点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以来,＂政治＂就成为了少数统治者的专利,＂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屈指可数的,主要是指讽喻和直谏、＂微服私访＂和＂拦轿告状＂与农民起义。中国政治参与匮乏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以及中国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混淆,它决定了政治参与的狭隘性与有限性。     

生活世界之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建构:柯亨与阿拉托的努力

在汲取葛兰西以来特别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柯亨与阿拉托构建起了一种三分甚或四分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型,从而实现了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建。柯亨与阿拉托所论市民社会,基本上是与哈贝马斯界定的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指的是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这一市民社会概念注重对权利的强调和对民主制度的分析。     

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建设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惟有欧洲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历史土壤才能孕育出市民社会并促其成长。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私人活动领域的理论抽象并以此对应于作为公共领域抽象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所源出的CivilSociety一词,自古希腊城邦时代起在西方就有着涵义不尽相同的多种指谓,它既可译为市民社会,又可译为公民社会,还可译为文明社会。当它被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加以表述和阐发时,它便恰如其分地指谓着CivilSociety在西方某一特定时代的主要意义。由于市民社会蕴涵着丰富的本土文…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市民社会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建构取决于在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参与网络、社团组织、公众舆论和公民精神的发展,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均衡。而结构维度的社团组织和价值维度的社会资本都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横向合作的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难以培育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而缺乏具有公民品质或精神的公民,缺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可能具有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社会资本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市民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反思非典时期的信任危机

非典时期中国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主要源于社会信任机制本身的巨大缺陷。具体而言,主要是指系统信任中专家、政府、传媒三大系统信任机制公信力的缺失,由此导致公民之间、公众与传媒、专家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等出现了一系列的信任危机。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的特征与不足 :从发生类型看 ,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的产物 ;从发育状况看 ,中国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后发性”和社会分化严重不足 ;从目标取向看 ,中国的现代化还表现出“赶超型”的特点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主体经常变换 ,发展模式转化更为频仍。通过对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考察 ,我们认为市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二者又有细微区别 :(1 )市民社会在中国属于“后现代”的内容 ,它的发育晚于现代化的启动 ;(2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和推进要比现代化经历更长的时期。因此在发展时序上 ,中国的现代化要优先于市民社会。     

“谋市民之福利”: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的追求与管理之难

汉口中山公园是近代武汉市政规划和市民生活需要双重动力的结果.公园之辟设与利用.体现出对市民公众利益的诉求.吸引了市政府、行政机构、军警组织、社会力量、媒体与公众舆论参与其中.遗憾的是.汉口中山公园各种管理力量未能良性互动,形成有效整合,以趋同协作,更好造福于公众;相反.这些力量还出现了不必要的对立与抵消,其离心力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园管理的效能.妨害了公众利益的增进和提升.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关于国家高于和统摄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其市民社会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二者都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本质指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该阶段上的整个工商业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组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特殊性；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市民社会诸领域中经济关系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     

传媒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研究

传媒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可以形成组织、监督、制衡的力量,协调、平衡各方面利益。一方面通过媒体公共性来引导市民社会的完善与成熟,聚合受众,培养公民意识,使市民社会成为政府正常运作管理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意见通过媒体公共空间得以有效充分表达,运用理性批评的手段,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进行监督,使传媒成为社会公共问题的早期发现者,公众利益的捍卫者。     

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的良性环境与涵养探究

依照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观,应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之运而生发的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它生发的“历史契机”、“理论指向”与“独特问题”.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稳步健康成长,在于它独特的良性环境: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扎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土壤中的中国市民社会,要保持其良性生态环境以继续前行,在其特定历史阶段上需从总体上把握几个主要原则: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国家与社会分离且良性互动;规范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与社会结构的优化有机结合.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角色和作用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对城市社会资源的一种分配,它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公众对规划方案的认可度。公众在城市规划中扮演自身利益代表者、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等角色。通过对公众角色的定位,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     

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兼论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的发展、成熟以及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同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民法典的制定又是其构建的具体路径之一。对民法典的研究应当保持科学的态度,既要关注社会现实,又要尊重历史。     

关于公民社会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综述

公民社会也叫市民社会(在个别地区还被称为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理论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很有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被广泛地运用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首开国内对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先河。当时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主要是想借助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本文就近年来公民社会与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