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希波达摩斯式的谬误——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批评

一种根植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能否被正当地贯彻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与实践活动,这在政治哲学的起源处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米利都人希波达摩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种可称作“科学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模式: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强行贯彻于政治生活中并对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一番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展开了多方位的批评:希波达摩斯对数字“三”的迷恋,给政治生活带来的不是精确而是混乱;效仿技术进步来推动政治和法律革新,可能会造成法律失信和政治动乱;将几何的理性之美强加于政治空间之上,不应罔顾城邦基本的安全需求。这些批评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塑造了政治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划分了政治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呼唤一种政治生活自身所需要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与法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置入了人类实践的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解。首先,作为行为指引的“实践理性”可被用来作为法规范的论证基础,即正当法源自于言说、论辩与对话;其次,法学的知识属性为实践之知;最后,实践理性的预设为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对话的场域。     

论实践智慧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关系

伽达默尔在为精神科学奠基时诉诸近代人文主义传统,表明古代实践哲学与人文主义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核心概念如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隐含着一种不同于理论认识的认识模式,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用"实践智慧"概念所表达的实践知识模式,它们都是精神教化的体现,以人们的伦理生活和实践交往为基础。这种探讨有助于我们抵制科学主义的泛滥,正确地认识实践生活和精神科学的特性。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阐释及其启示

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概念的诠释。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渗透着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就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概念,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使我们对共同体生活形成更充分而深刻的认识。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关于技术理性的几点思考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其基本特点是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物质需求功能化,效用最大化,设计的理想性、创造性、妥协性,制造和生产的条件性、强制性.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论朱熹的"仁"学思想

朱熹“仁”学思想内涵超越了以往儒家传统的内容,是在继承、发展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他认为立意为善是仁的首要含义;“仁是爱之理”;“仁是心之德”;仁有层次性,等等,是仁的具体内容。他的仁学思想是终极目的和科学方法的和谐统一论,是人人立意为人人好,用实际行动为人人好,用科学的方法为人人好。     

科技伦理责任观的基本范围论析

科技伦理作为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立,学界对此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赞成者认为, 因为科学可能被滥用,如果一种伟大的力量被滥用则会对人类带来危害,因此从那时起就提出了科学伦理的问题;反对者认为, 所谓科学伦理存在的理由,无不建立在谣言的基础之上,科学伦理只是宗教反科学势力为了掩盖其原教旨主义的本来面目而使用的一块遮羞布.笔者认为,科技伦理要有能够存在的理由,就必须确立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明确科技伦理责任观的基本范围.     

工程知识的性质与特征--从工程哲学的视野看

通过对工程知识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分析了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联系与区别，从实践理性和技术逻辑层面揭示了工程知识的性质与特征，认为工程知识是与造物活动(操作、建造和使用)相关联的知识，包括规则系统、理论分析与技术装置涉及到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要素的知识。本质上讲，工程知识是一类建构性知识，包含了理性、逻辑和事实三重属性。     

论明智德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意蕴——《尼各马可伦理学》二元幸福论辩正

经验幸福论和思辨幸福论的二元划分与矛盾一直困扰着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其实,这一理论困境来自于人们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理论主旨是通过“明智”德性而使幸福生活从经验指向形而上学领域,明智学说为幸福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明智这种沟通经验与先验的能力,被现代道德哲学家紧紧抓住,康德以“道德判断力”的名义重提古代明智论题,并借此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事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实践法理学与环境法学的新视角

实践法理学把法视为实践的智慧,从主体间性的哲学立场上把行动中的法看做是规范与事实相互关照的连续性结果和具有说服力的意见。从实践法理学的角度出发,环境法学的中国问题应该是政府失灵。环境法的哲学基础是主体间性范式下的生态体认观。环境法治的等置实践就在于认识社会事实与环境法规范的对立,推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培育社会的环保理念。     

科技风险及其社会控制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源之一。科技知识自身、科技开发活动、科技成果的使用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内在原因;科技活动过程的社会化,科学家对科技活动的功利性追求,社会的科技化进程,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基础条件。科学家的自我约束、公众监督、政府的管理和协调是对科技风险控制的基本方式。     

试论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抛弃。准确把握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应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其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