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研究综述

五四时期发生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于以后二人的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从论争的性质、针对性、意义三个方面,对十年来关于这一论争的研究作一综述,以便于广大学者进行更深层次研究。     

多元文化主义与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文化虽有融合,但其多元的特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人类文化的发展应该遵循人们自主选择不同文化的规则,而不是某种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吞噬。国际传播应该摒弃人文中心主义,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接受文化差异,着眼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这一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     

重评“问题与主义”之争

发生在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也使胡适蒙垢甚多。本文依据可靠的资料，以历史的眼光，从论争的背景、论争的真相、论争的影响、以及被误解的原因，重新审视和评判，可知：论战双方尽管思想信仰上各有不同，究其实质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的分歧，更不是青年胡适有意“挑起”、旨在阻碍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等。它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摩擦的必然反应和一种表现。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简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胡适发动白话文改革并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直至今天这两件事仍颇受争议。正确认识这两项运动对于指导今天的文化、政治仍大有裨益。     

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 ,认为胡适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 ,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 ,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主义有作用 ,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 ,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 ,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 ,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新时代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与策略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已呈现出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渠道与形式多样化、传播范围广泛化等特点。同时,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中所出现的问题,如传播主体力量失衡、传播路径发展不均、民族文化传播渠道国际传播力弱、缺乏科学合理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等也不容忽视。新时期提升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策略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政策创新;建构民族文化话语体系;注重受众分析,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     

从民族文化资源之争引发的思考

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民族文化资源之争是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价位上升的产物。这种争论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一是要提高认识;二是要通过立法进行规范;三是各地在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时要以大局为重;四是民族文化资源的认定必须把地域性与民族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考察;五是专家学者要恪守学术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只有这样才会尽量避免民族文化资源的恶性之争。     

从传播生态学角度审视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是大众传媒的神圣责任,是保证社会向着良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传播机制。它位于传播生态的大气候下,必然受制于传播生态规律和原则的影响和制约。新闻舆论监督体现了传播最小量规律、传播适度性规律、传播互动性规律和传播生态的平衡性规律。     

博览会视角下的近代闽台交流

博览会是对近代兴起的各种展览会、展销会、劝业会的统称,它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一种大规模文明交流的新形式,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在公共领域。近代福建和台湾围绕着博览会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体现了闽台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两岸关系这一新的视角,对博览会进行探讨,可以由此深入近代闽台关系的研究。     

哲学的一种“元”审视

探讨哲学问题之际,哲学家发现了一个显著而又无法掩盖的事实:原来自称为"哲学"的学问,居然从来也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哲学".为了从自身的尴尬境况中摆脱出来,哲学只得乞灵于科学.到头来,向技术化方向分化的结果,使得哲学变成狭窄的"管道"或"通孔"中的语言交谈或对话.哲学不仅未能脱离自身由来已久的尴尬处境,反而越陷越深了.人们无法不面对这一问题:哲学越是想说清楚"什么是哲学",就越是不能说清楚.这是哲学定义的二律背反,也是哲学的可定义与不可定义的问题.为了从这个二律背反的陷阱之中逃脱出来,需要从语言、思维、对象或问题、秩序等层面对哲学来一次"元"审视,并为哲学给出一个元哲学的构成性的界说.     

生态文明视域中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探析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应当成为正确处理当代网络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重大指导原则。整体平衡与循环互动构成网络文化建构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深层逻辑是主体间性。     

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宪政视角下的地方利益

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地方政权滥用权力的结果,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被政治化的后果。如果把地方保护主义视为中央保护主义的自然映射,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当中包含着地方利益这一合理内核。要构建健康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当承认地方利益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建立有效的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同时,应当以法律手段界定地方权力的范围及其运行模式,以保障地方利益的合法性、正当性。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心理治疗观

积极心理学作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思潮,深刻影响了当代心理治疗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由此而兴起的积极心理治疗方法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实践领域,在理论上坚持积极的人性观,重视来访者自身的积极因素,采用科学的更是艺术的积极治疗方式。技术观上则呈现出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发展出博采众长的积极心理治疗技术。但积极心理治疗观中也存在着未来向何处去,方法论的分裂以及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与当前心理治疗理论、两种方法论以及东西方治疗模式整合的思考。     

从本体论角度看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后起的文体,它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体式,即“世界感”,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之于后者是先在的,这是小说的本体论。在中国古代,“小说”一开始就是作为与正统文体之世界感相对立的文体而出现的,并受到正统文体意识的排斥或“拉拢”。而小说的幻想性叙事遵循自己的行动逻辑,它要表达的各种观念也在其自身的叙事框架中逻辑性地生成。     

航空英语——ESP教学新视点

从应用语言学角度分析,设置航空英语专业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针对航空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依托ESP理论,航空英语教学在大纲设计上应注意进行需求评估。在ESP教学中应采用对比教学法,重视ESP中的特殊词语和特殊搭配,借鉴国外案例教学法等先进教学经验。     

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人学阐释

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强调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原则.加强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绝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基于其本性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必须用新的观点来理解和阐释这一价值观.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同位与双向还原"原则.这具体表现为经济集体主义和权利平等之间的辩证统一,由此形成一个价值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