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名实意识

鲁迅的小说贯彻着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名实意识。名析离于实之外,遮蔽着人的认知功能：通过命名,掩盖了吃人的社会本质;由于崇名,取消了主体的当下行为。鲁迅运用无名身份与共名效应的比照、有名身份与正名困境的反讽等张力策略,还原了实的本质。这种弃名崇实的意识,执著现在,强调当下之行,体现了鲁迅小说理性的文化批判立场及文学精神。     

春秋以前“言”的内涵与论说文体

甲骨文＂言＂的上半部是舌头的象形,下半部是＂口＂的象形,＂言＂的基本义是言说。殷商时期,＂言＂是一种特定的祭名,可以将不同祭名的＂言＂、＂告＂、＂舌＂视为早期的文体萌芽。在《尚书》中,君王的教令常被称为＂言＂或者＂某言＂。《尚书》中有许多论说的成分,这些论说的成分主要包含在君王教令式的谈话（＂言＂）中。《尚书》中的一些被引用的语言基本都是格言警句,其特点是言简意赅、简短凝练、具有论说性。     

读书札记三则

＂丈人＂即老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意为＂勤劳身体,分埴五谷＂,＂不＂为语气副词。＂以＂与＂曰＂义通,＂皆以美于徐公＂句中＂以＂为＂说＂义,此义项被忽视。＂袒＂指脱去外衣露出上身,表恭敬;或左或右,表赞成或反对。     

读书札记三则

＂丈人＂即老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意为＂勤劳身体,分埴五谷＂,＂不＂为语气副词。＂以＂与＂曰＂义通,＂皆以美于徐公＂句中＂以＂为＂说＂义,此义项被忽视。＂袒＂指脱去外衣露出上身,表恭敬;或左或右,表赞成或反对。     

“都”、“也”、“又”主观化用法的异同

副词＂都＂和＂又＂的主观化用法都表示强调语气,＂也＂则表示委婉语气。在极性表达和程度表达方面,＂都＂和＂也＂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强调表达用＂都＂,委婉表达用＂也＂;在增量表达方面,＂也＂和＂又＂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委婉表达用＂也＂,强调表达用＂又＂。和强调表达相比,副词的委婉表达要受更多的限制,强调和委婉不是对称的。因此＂也＂和＂都＂、＂也＂和＂又＂的语气表达不是完全平行的。     

神话视野下的古希腊竞技文化

古希腊竞技文化与古希腊神话有着密切联系,从古希腊神话视野出发,可以看出,＂力＂与＂美＂是其审美追求,竞争是永恒主题,＂利＂则是其价值取向。     

淡化的文化乡愁——“新移民作家”小说创作的新契机

近年来,不论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还是当下中国文坛,＂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劲力量。作为新一代移民作家群体,＂新移民作家＂拥有了与以往移民作家不同的留学背景和文化境遇,从而使笼罩在早期移民作家小说中浓重的文化乡愁大大淡化。淡化的文化乡愁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更为自由的状态,也使得他们在人性的多元开掘和文化冲突的主题探索中走得更为深入,这正是＂新移民作家＂带给小说中国的重要财富。     

数词“二”和“两”古今用法之比较

在汉语中,＂二＂和＂两＂作为数词,常常互换使用,但从二者的来源和发展状况看,＂二＂和＂两＂并不相同,它们在使用上各有特点。     

苗族后裔——项羽

项羽是苗族人,所以＂项＂不是他的＂姓＂,而是东部苗族自称＂ghaob xongb＂中＂xongb＂的音译,本义为＂停留＂,作为名词则可理解为＂苗族居住地＂或＂苗族封地＂。＂籍＂和＂羽＂也不是他的＂名＂和＂字＂,＂籍＂是苗语＂jib＂的音译,意为＂子孙＂;＂羽＂是苗语＂yil＂的音译,意为＂年轻阿哥＂。所以,＂项籍＂的含义就是＂苗家后生＂,＂项羽＂的含义就是＂苗家阿哥＂。这两个称呼都不是项羽的真名,而是周围人对他的昵称。     

从《骨》中“家”之变迁看身份变化

伍慧明的处女作《骨》描述了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一家三代的故事,曾引起广泛的关注。然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小说中＂家＂这一重要意象。小说中,＂家＂在地理意义和心理意义上的变化表明了三代人各自不同的身份定位,以及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其重要性源自作者及人物均为族裔散居者。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家＂是考察族裔散居者身份定位的一个重要线索。以解读此意象为出发点,运用后殖民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文本,可以对作品及族裔散居者有更深刻的了解。     

"客商"论

"客商"作为广东历史上的"四大商帮"之一,在中国"商帮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积极的人文影响."客商"所具有的"儒商"特质、崇名务实的经营之道,以及超常的社会亲和力,对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有人文借鉴意义.同时,作为当今"华商"网络的重要一员,"客商"对于促进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以及构建统一贸易区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客商文化"对于新时期我国的商业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厚德载物当利不让——从传统观念上看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我国历史上"义利之争"历久不衰,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应当是坚持义利统一,鼓励人们建功取利,并以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试论荣誉权在民法中的地位

把荣誉权与人格权、人身权、名誉权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荣誉权既不能简单地归类为人身权或人格权,也不能笼统地说荣誉权是名誉权的特殊情形。因为"特殊"一词有多种含义:"一般"和"超出一般常态的例外"间的并列关系中的特殊;"整体"和"特殊的局部"间的包容关系中的特殊;哲学意义上的"一般"和"特殊"关系中的特殊等。名誉权和荣誉权之间的关系应视为哲学意义上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在民法中荣誉权应是名誉权下位阶的概念。     

汉语口语审美范畴论析

“韵”、“势”、“味”、“趣”是汉语口语的四个审美范畴,它们涉及到了汉语口语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诉诸于人的感性形式的口语,其形式上的美肯定是占主要的,因而从口语审美的静态和微观表现上,取“韵”范畴作为代表；从口语审美的动态和宏观表现上,取“势”范畴作为代表.“韵”的基础上构成了更加富有整体性和节奏感的“势”；从口语审美的内涵上,取“味”范畴作为代表,“势”是“味”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汉语口语的内外结合上,用“趣”范畴来表达汉语口语与其他口语的区别.这四个范畴相互联系、共同依存,组成了认识汉语口语美学现象的网络上的纽结.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     

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新探

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历来有强调“斗”即同各种错误东西作斗争的一面以及强调“和”即吸收各种合理东西的一面这两种观点。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不但表现为“斗”,也表现为“和”,是“斗”与“和”的辩证运动。“斗”与“和”,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虽有主次之分,却是缺一不可。     

论"中"

“中”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渊源流长,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周易》倡导“中和”精神,儒家践行中庸之道,佛家崇尚以中观法,道家提倡守中致道,都从不同角度深刻地阐发了“中”的思想。万物皆有中,中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属性,“中律”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中和是创新的灵魂。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