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研究述评

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是近些年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内学者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危机管理参与的背景和意义、对非政府组织危机参与的理论解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方面,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和经验,同时也有国内学者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介绍。     

公共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汶川地震为例

在政府独自力量不足以应对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的背景下,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探析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特性及其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表现,揭示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中具有民间性、灵活性、专业性、公平性等显著优势,同时存在法律、制度、资金、文化方面的障碍,提出从政府角度和非政府角度来加强中国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

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显露,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呈现出高发态势。其应对和处置越来越趋于复杂,仅凭政府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作用的探析

应对公共危机,政府扮演着主导角色。但政府又不能也不必要代替一切,非政府组织有参与应对公共危机,发挥重要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保证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时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从制度、社会和主体三个层次着手推进。     

知识精英在非政府组织中的角色重构

近年来,国际社会乃至我国国内公共危机不断出现。2008年年初的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等等让我们看到了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本文从非政府组织成员构成的视角,分析非政府组织中知识精英的角色定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知识精英的影响力,推动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角色与地位探讨

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特性,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扮演着政府“助理”的角色,指出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困境,从管理主体、社会层面、制度建设上提出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具体措施。     

治理与善治语境下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模式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中的作用研究——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转型时期频繁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考量着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弹性能力.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准备,管理和反应,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应急经验缺乏,内外部监督缺失,组织间的协作缺失,与政府公众互信缺失等不足之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提高专业素质,积累危机处理经验,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非政府组织间沟通协调机制,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及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对2008年雪灾的反思

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危机管理体系,在抗击2008年年初的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的危机管理还面临许多挑战:公共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信息联动机制不够完善;公民危机教育欠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足.应对这些危机管理挑战可采取以下对策:树立危机管理新理念;完善信息联动机制;开展公共安全教育;扶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组建常设的综合性危机管理协调机构等.     

从统治到服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逻辑转换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经历了由统治、管理再到服务的逻辑转换。在古代社会,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排除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可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只能是权力导向的统治主客体关系;到了近代社会,等级化的官僚行政垄断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允许政府之外治理力量的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定位只能在单向度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思维框架下进行适当调适;随着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尤其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由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正在走向多样化良性互动的新愿景。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