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政治的结合及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形式,从一开始便嵌入了政治的符号,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当前,翻译界已经逐渐意识到翻译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涉及源语及目的语两种文化,有着复杂交往行为的过程。翻译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行为,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     

翻译政治性的研究

翻译自古以来与政治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翻译政治性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翻译政治性的体现及其影响两个方面的问题,以期将翻译从传统的技术层面解放出来,促进翻译研究。     

翻译政治性的研究

翻译自古以来与政治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翻译政治性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翻译政治性的体现及其影响两个方面的问题，以期将翻译从传统的技术层面解放出来，促进翻译研究。     

论政治对翻译的影响

文章分析政治在翻译中的作用及翻译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认为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作为交流媒介的翻译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活动。翻译是社会行为,具有选择性,而选择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政治倾向性。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翻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这种交流与融合受政治的影响,是不平衡的。     

翻译主体选篇与翻译政治性的关系解读

从表层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内部转换和语际转换的综合。但从深层来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种语言,尤其是译入语所处社会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和个人政治取向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翻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翻译主体的选篇方面。     

外事翻译的政治性和灵活性

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联系的日益频繁,外事翻译作为外事活动中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正起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外事翻译也因其本身涉及到国家、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的特殊性而区别与其他翻译。本文从其特殊性分析,主要指出在外事翻译中,译者一定要"既红又专",即注重外事翻译的政治性和灵活性。     

翻译伦理观照下政治性外宣材料翻译

作为目前翻译研究关注的热点,翻译伦理理论为政治外宣材料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翻译伦理为理论基点,对政治性外宣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五种伦理模式在政治性外宣材料中的体现,并指出由于政治性外宣材料客户不同,读者多样,译者不可能同时并重五种伦理模式,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主要遵从一种或几种翻译伦理模式。     

五四运动前后翻译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五四运动前后政治形势急剧动荡,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此期间,政治对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译者翻译动机、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等方面皆有所体现.同时,翻译活动对政治生活发生了反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发展.     

《现代》、翻译与文学现代性

和同时代的文学期刊相比,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通过梳理<现代>杂志的现代派诗歌翻译情形,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现代>的现代主义取向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取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赞助人(现代书局和编者)以及译者的诗学现念有密切关系.翻译参与构建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现代>杂志这个个案可以看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绝不仅是单纯的不同语言间的符号转换行为,而更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阐释.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赞助人以及译者的政治倾向和诗学观念等,都会对翻译行为(如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等)产生影响.<现代>杂志不仅通过创作也通过现代派诗歌翻译这一特殊的文化行为深刻地参与、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汉译英商标翻译的影响

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具有他人导向性的显著特点,这必然对译者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行动.实现"视域融合"是他人导向性作用于汉译英商标翻译的体现.商标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商标原文只是翻译考虑的方面之一,不需要必然与内容契合.商标翻译追求的是,译文达到与原文同样的效果."视域融合"规范着商标翻译的全过程.     

论影响翻译的各种权力关系

作为文本间的语际转换,传统上的翻译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枝。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学派的兴起,这种语言学的翻译观发生了巨大改变。翻译被看作是对原文的改写,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许多翻译理论家开始采用描写的方法,关注影响整个翻译过程的各种权力关系。通过描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文章试图从翻译主体的转换、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这三个方面来揭示翻译的政治——影响翻译的各种权力关系。     

性别政治与翻译的忠实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点关注的性别切入,揭示传统“忠实”概念背后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概念的再度概念化过程,并分析它给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革新。然而女性主义的“忠实”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实践效果,交流的困惑提醒女性主义译者思考重新诠释“忠实”的必要。     

翻译的文化之维:"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翻译的政治"的讨论能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就事论事的语言桎梏中走出,而步入不同文化碰撞、对话、交融的思考中,对于促进"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实现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看政治对翻译的操控

借鉴西方操控学派的研究视角,结合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阐述政治对于翻译的多层面操控的原因及表现,分析其操控的作用,指出在目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增强政治对操控的积极作用之根本方法是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倡导文化及翻译的多样性.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历史呈现给我们一种不能完全以文化工业的范例去理解的出版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文献学工作实现了一种文化政治,它实际上抗衡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古籍的影响。商务印书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观察出版事业在一种非资本文化史中的演变和延续。借助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的语言工具书、教科书、百科全书词典等,上海的城市学术群体在20世纪初对舶来的现代符号进行重译、重编和反译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通过这种重译或反译,受到大众欢迎的编译者对教育和知识以多元流通的方式向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的普适知识系统提出了挑战。与明治维新不同,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任务并不是西化,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论和编译的实践应对和梳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性。这个文化任务带来的实践使上海从太平天国时期的避难所转变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城市文化的摇篮。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实践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     

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以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为中心,探讨唐德宗前后期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内在动机。起初唐德宗锐意于励精图治,对佛教表露出抑制态度,后因藩镇叛乱带来的政治挫折,使他对佛教的态度出现转折,并逐步信仰、支持佛教,尤其表现在他对般若翻译《理趣经》《华严经》等佛典事业的支持上。究其内在动机,乃在于《理趣经》《华严经》所蕴涵的南天竺金刚顶密法之佛王传统,作为佛教治世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德宗为其皇权权威的重新竖立寻求新的思想依据。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