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澜湄合作对云南旅游业发展的思考

就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简称"澜湄合作")对云南旅游业的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区域内各国及国际组织为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经贸往来及合作还拓展了云南旅游业的海外市场,交通领域的合作增强了云南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基于此,对云南旅游业在澜湄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今后如何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澜湄合作机制的现状评析:成效、问题与对策

2015年11月12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议在云南景洪顺利举行,标志澜湄合作机制正式成立。澜湄合作机制的成立是中国推动次区域深化合作的又一创举,将有力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在我国周边地区顺利实施。尽管澜湄合作机制已取得部分成果,但依然面临新老机制协调乏力、湄公河流域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不稳等问题。中国应明确澜湄合作机制定位,重点经营与老挝、泰国、柬埔寨三国的合作,拓宽合作渠道,促进澜湄合作机制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澜湄合作的定位及发展

澜湄合作是基于特殊的地缘优势、良好的合作基础应运而生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并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澜湄合作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也为澜湄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广阔空间。积极推进澜湄合作,致力于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利益纽带,实现共同发展,对于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水资源合作开发对中国与澜湄国家关系的影响

国际上水资源合作开发进程的加快同时加速了水资源问题的产生,澜—湄河流水资源的合作开发使湄公河流域六国之间的矛盾进入多发期.因水资源合作开发而产生的中国与湄公河下游国之间的纷争、域外大国的持续介入以及中国卷入湄委会之争等多重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澜湄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对此,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应开展有效合作并合理利用澜—湄水资源,树立澜—湄河流合作开发利益共同体的意识,积极推行并实施"水外交"策略,为此才能有利于"水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预防群体性事件:以身份认同为视角

社会过程是居于社会场所内各个行动主体互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是互动过程中行动主体所采取的激进式表达诉求方式的表现.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以身份的名义行事,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自觉划分“我们—他们”的身份认同;当身份认同形成身份边界时,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刺激,参与者便倾向于采取激进行动,导致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身份认同及身份边界是因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不平等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这一问题,可从制度政策和文化两方面着手.     

文化再生产与身份认同:以澜沧拉祜族的旅游业发展为例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发展文化旅游过程中,对拉祜族文化进行了再生产。这一再生产行为不仅造成了拉祜族文化的变迁,而且对其族群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影响。再生产的文化往往并非完全杜撰,而是与过去的传统相联系,这就会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加之资本的介入,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缘故,在文化的再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展演和强化,逐渐塑造成一个群体的典范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边界和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在民族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发明的传统"是重要的方法,对于理解民族现象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叶嘉莹的中国身份认同

叶嘉莹虽为海外学者,却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早年生活、生长在汉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自觉是其获得、认同这一身份的基础,汉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同一性则整合了她的汉文化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从而构筑成常识中的中国身份。对这一身份的认同与自觉使她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文学批评和理论探索的价值取向。     

单一身份和叠合身份:对民族与宗教认同的一个经济学分析

个人认同通常分布在单一身份认同到叠合身份认同两端之间。不同身份认同状态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重大的社会后果。人们在认同行为中既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民族、宗教群体以及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通常会改变人们在认同上的收益和代价,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认同状态。中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一些内容不利于叠合身份认同的形成,有必要进行调整和改革。     

农民工融入社区的身份认同研究——以长春市D社区为例

以社区“场域”内的农民工、社区居民、社区管理者为立足点,通过对长春市D社区的个案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客观的社会定位都表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其根源在于城乡户籍制所造成的身份分类、利益冲突与文化隔阂。     

关系与身份:中国人社会认同的结构与动机

中国社会具有关系和结构两重性的特征,整个中国社会将个人、家庭与国家都纳入到这张平面化的社会关系网中。中国人社会认同的结构建立在关系之中,获取身份是中国人社会认同的动机所在。中国人社会认同的心理历程通过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和人际关系动机两个方面来展开。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过程,就是整个社会认同的心理历程。     

跨层级认同:汉族族群身份的情境性研究——以江西傩艺人族群身份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为例

江西傩艺人汉族族群身份的认同有其特殊性:需要特定情境来唤醒。唤醒情境的建构以族际文化的比较为表现形式,并以民族文化认同的整合为深层动机,这与以地方性家族宗族文化为核心表述的江西傩戏惯例性情境存在着文化观念上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江西傩艺人的族群认同体验出现了跨层级认同的情境性特征。江西汉族族群身份认同现象的情境特殊性,也为在全球化语境中身份认同的研究及国内本土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建构提供某种范例启示。     

浅论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以李渔的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视角

戏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视戏曲为“小道”、“末技”,常常依仗国家意志和法律手段对戏曲动辄排斥或者禁毁,使得戏曲难以登阶入室,跻身文学艺术大家庭的殿堂。自宋代以来,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为戏曲呐喊、正名。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绵延不绝。其中,明末清初的李渔是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中的典型事例。李渔克服“穷骨”、“恶岁”、“砚田糊口”的生存困境,敢于直面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为戏曲身份认同矢志不渝地贡献了毕生精力。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近世王国维为戏曲正名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基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身份认同是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关键。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四个维度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关注“边缘认同”和“双重认同”的流动者,加强对“城-城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的研究,更多关注主观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加强对身份认同后果的考察。此外,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归纳,提升理论水平。      

复社贰臣的身份认同——以咏史怀古作品为中心

复社贰臣的身份危机因社会污名和前后身份的巨大反差而引发。复社贰臣对前代贰臣进行吟咏实际上是在寻找原型,以固化主体身份。在私人场合,好用伍子胥式原型,以示不死与再仕的积极意义;而在官方场合则舍弃了复仇意象,选用魏征式原型。隐士主题显示复社贰臣实无意归隐,"遗民向往"不过是缓解失节压力的一种手段,二者的矛盾暴露了贰臣对本群体身份的消极认同。江南主题表明复社贰臣具有双重政治身份认同,并在不同情境下显现。有些贰臣的清人身份认同并不与仕清时间一致,而是有所延后。明人身份认同比较牢固,始终难以完全抹煞,但却带有贰臣特色,表现为归属感的缺失。咏史怀古作品所体现出的身份感与咏史外作品中的身份感互为补充,但若细加考辨,发现前者更为真实、隐曲。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制约因素与发展途径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产业结构面临巨大的转型优化升级压力,国际产能合作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 实施的焦点。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湄公河五国是中国“一带一路” 沿线的关键节点国家,被定位为中国“一轴两翼”国际产能合作布局中的“主轴” 重点国家,新成立的“澜湄机制” 为“一带一路” 倡议在湄公河地区实现突破形成重要的战略支撑。目前,产能合作已纳入该机制五大优先合作方向,但次区域产能合作还面临诸多制约。从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出发,梳理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的发展与面临的制约,提出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即通过机制构建、需求对接、产业聚集平台、早期收获项目等多种途径来推进次区域产能合作尽快取得实质性成效,从而为澜湄合作及“一带一路” 倡议在次区域加快落实服务。     

论传承人的艺术家身份认同——以黄杨木雕传承人柯愈勄为个案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身份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政治、文化以及族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Identity既是身份,又是认同,犹如硬币的两面,外显为身份,内显为认同。经过深入访谈和研究发现,传承人柯愈勄行走在艺术与遗产之间,交织在民间艺人、传承人和艺术家三重身份的维度之中。在这多重身份纠葛的背后映射出我国艺术评价制度和传承人制度之间的一个错位问题,艺术家的“精英性”与民间艺人的“民间性”成为摆在传承人面前的鸿沟,而传承人制度并没有成为跨越这一鸿沟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