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兴周氏与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

义兴周氏是魏晋时期江东著名的武力强宗。在两晋之际动荡的江东局势中，义兴周氏叱咤风云，三定江南，又三次反晋，对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两晋之际的南北成见——对陈寅恪先生“南北界限说”的补充

永嘉南渡,北来士族避乱江南。在此退后一步即为茫茫大海之地,北来士族面对异族进踞之中原,只能同江南士族携手。关于东晋的立国基础,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但南北成见在两晋之际并没有迅速消融,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略论东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

在交通、通讯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 ,士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士人的流动迁移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东吴时期侨寓江东的中土人士对江东地域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侨寓之士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 ,仕宦显赫者或创立典制、或致力教化 ;隐居不仕者则潜心治学 ,收徒传道 ;他们在经、史、子及文学艺术各领域都留下了足可称道的著述与创作 ;他们还沟通了江东与荆襄、中土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 ,拓展了本土学人的视野 ,提升了他们的学术水准。这为此后江东地域学术文化的进一步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牛头禅与天台宗之关涉——兼论南朝灭亡后江东佛教之特色

虽然天台宗为佛语宗,牛头禅为心宗,然而同在江东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他们发生了种种关涉:如都提倡禅教并重;都主张无情有性说;都推崇傅翕思想。这种种关涉也就构成了南朝灭亡后江东佛教之特色。     

西晋末年社会反晋弃晋心态论

西晋末年,社会酿成或欲代晋,或大杀晋官,或择胡为主,或欲割据江东,或欲偏霸边州,或归隐不仕等反晋弃晋心态。其因主要有:西晋开国皇帝人格卑劣,立国不正,缺少凝固人心的资本;政府存在一批人格卑劣之高官,缺乏社会广泛认同。皇族内斗、胡人乱华和浓烈的亡国思潮,也为这种心态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反晋弃晋社会心态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并影响了东晋政权的稳定。     

刘弘功业试论

明末清初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著名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中谈到"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也。……微弘,则琅琊南迁,王导亦无资以立国。"刘弘作为西晋末年的重臣,不溺陷于八王之乱的纷争厮杀之中,而是端持正道,保境安民,尤其是平治荆州、江南地区的战乱,并选贤任能,协调南北,为后来琅琊王司马睿的南迁奠定了基础,不愧为社稷之臣。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一个计划行为,一个市场行为,因若干共同点决定了两方面相互结合具有可能性,又因互需决定了两方面相互结合具有必要性。实现两方面有机结合确有相当难度,但只有破解这道难题,才能取得综合效益。因此论文提出了长江上游产业结构调整的四项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兴绿富民、兴特富民、兴牧富民的战略思路。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论安丙发动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

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是嘉定年间安丙发动的影响宋金夏三国时局的重大事件。安丙决策发动此役本身是正确的,其失败原因主要是宋、夏各怀目的和宋方蜀口将帅对发动此役意见分歧。     

东晋南朝土断“阶段性”特征刍议

南朝土断着重于对侨置政区的整顿，其所针对的社会群体也发生明显变化，这两方面内容构成了与东晋土断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三国两晋皇室婚姻身份性变化对外戚政治的影响

三国两晋时期,皇室婚姻的身份门第不断加强。这种变化,使外戚对政治的影响逐步加大。三国时,外戚在政治上无多大作为;西晋时期,外戚利用政治婚姻,操纵中官,攫取政治权力;东晋外戚大多都程度不等地参与了政权甚至辅政,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两晋民间异姓相养现象——宗族伦理弱化下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

异姓为后现象为两晋律令所禁.这一现象在上层士族中绝少发生,却比较多地出现于社会中下层.异姓为后现象在晋代民间的兴盛,是宗族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之家所采取的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航运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不同程度地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河、洛河流经政治中心地区,其水上交通亦被积极地开发。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黄河干支流各河道、河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航运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