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穆天子传》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西周穆王在三千年前远征西域的史实,肯定了周穆王为开通西域的第一人及其历史功绩,从而否定了张骞凿空西域的传统说法。文中对《穆天子传》一书的出土与整理经过,成书年代与作者,内容与性质,以及文献价值等,都有详尽的论述。     

《穆天子传》中先秦翻译史料钩沉

《穆天子传》中保存了周穆王西征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翻译活动的直接记载,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     

《穆天子传》是伪书吗?——(《穆天子传新注》序)

《穆天子传》是纪录周穆王征巡四海(四晦)的一部古书。据《竹书纪年》,周穆王在位凡五十五年,其半数时间皆在戎马中渡过。车马所至,东及淮泗,西抵酒泉,北达银川平原,南逾长江至于鄱阳湖之南,以北巡西河盟门(今禹门口)始,以大会诸侯于涂山(今蚌埠西)终,行程总计十九万里(周里,较今里小)。存世的《穆天子传》为残文,主要部分是两次西征的纪录,所以此书通常被看作他西征的史文。     

《穆天子传》的域外研究及其与本土研究的相互影响

《穆天予传》的域外研究,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自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前半期为缓慢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域外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文化阐释的失效。二是文化阐释的失态。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本土学者对《穆天子传》的研究重点由种族民族、史地问题逐渐地转向了对于《穆天子传》文学文化价值的探讨,域外的《穆天子传》研究不仅与之相呼应,而且往往能够不断地切入新的视角,呈现出有效的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可喜局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穆天子传》作为虚构文学作品的性质似乎随着研究史的发展而越见重视;二是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的引入。     

从《穆天子传》看神话历史

<穆天子传>真实性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西巡之事的真实性与<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录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认为<穆天子传>是以周穆史官的记叙为基础,至于它的完善、定型则有可能是稍后的事情.当然,在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仍难免存在文本的缺失错讹与删改的现象.而其真幻结合的叙事特征完全符合"神话历史"的逻辑.在新史学语境中对<穆天子传>的再认识,需要对其文本背后的玉文化背景的真实性的认识为基础.<穆天子传>研究的深入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的介入.     

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的小说品格及小说史地位

中国古代小说始于何时何作?说法不一。作者指出,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既非神话,也非传说,而是一部以周穆王巡游为题材、模拟编年史书体式的叙事文学作品,虽然粗略简古,却具有虚构性、夸诞性、人物形象意向化、结构蕴含凝聚力和艺术张力等多种小说品格,富于理想的浪漫色彩和大气磅礴的史诗风貌,是我国小说的初生儿和开山祖。     

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的小说品格及小说史地位

中国古代小说始于何时何作？说法不一。作者指出，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既非福州，也非传说，而是一部以周穆王巡游为题材，模拟编年史书休式的叙事文学作品，虽然粗略简古，却具有虚构性，夸诞性，人物形象意向化，结构蕴含凝聚力和艺术张力等多种小说品格，富于理想的浪漫色彩和大气磅礴的史诗风貌，是我国小说的初生儿和开山祖。     

《穆天子传》的现代解读——建国后《穆天子传》研究状况

文章综述了《穆天子传》在建国后的研究概况 ,肯定了 80年代末多学科交叉研究视野的扩大 ,论述了有关争议问题的探索性观点。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1988年兰州会议侧记

九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四十余人,聚会于黄河之滨,皋兰山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1988年学术讨论会于9月20日在西北民族学院正式开幕了。中亚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是国外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诸书,从《史记.大宛列传》到历代正史中的《西域传》,以至众多的游记、行记,构成了中亚学研究的汉文献资料系列,一直受到     

《穆天子传》小说性质辨析

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的撰者、成书年代、文本性质等，均可谓学术疑案。从叙事动机出发，依据战国初期前后相关文献的巨大差异，可以认同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穆天子传》体式近似起居注，风格却呈现恍惚无征之态，它既非信史著作，亦非上古神话抑或次神话之类。基于社会风尚和读学心理来审视，穆王故实在虚实相生中形成的小说境界，曾一度受到战国末期神仙思维、汉晋时世造仙运动先后影响，最终在历史误读中造就了后人所谓的神话品格。     

河洛方言古词“廛”古今谈

"瀍水"是洛阳的一条河流名称,"瀍水"之"瀍"来源于古代洛阳的方言词语"廛"。"廛"产生于殷周社会变革之际,与"周公营洛"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是西周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廛"由"一家之宅"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最初形式——"廛式商业模式"。由"廛"引申而来的方言词"店、摊、坛、场"等在今天的河洛地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生成与终极理想的设定

中国古代"和"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不已的特定时空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元素相综合的多元土壤中生成、发展的产物,还与起于夏、商成于西周的"天、王、民"学说有紧密联系。同时,中国古代"和"文化,立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从对"天"的不同认识的角度分别设定了它的终极理想。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周叙的诗学批评与明前期诗学风尚

周叙的诗学批评集中地体现于《诗学梯航》中,其主要内容为：以汉魏晋唐为宗的诗歌渊源论,主张师古与摹拟的诗歌创作论,辨体别格的诗歌师法路径,扬正抑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考察周叙的诗学批评,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明前期诗学风尚,以更为客观地看待明前期诗学在我国古典诗学发展链接中的重要作用。     

欧阳修与宋初理学思潮——兼议理学先驱的评价问题

欧阳修是宋初理学思潮中独具代表性的学者和首要人物之一,其学术贡献与社会影响远在"宋初三先生"之上。周敦颐死后被奉为理学开山,有失公允。欧阳修注重义理,倡导疑经之风,其创新精神实属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欧阳修《本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所谓"修本"、"为善"之说,影响重大而深远。     

全真道龙门派始祖丘处机与道教的中兴

道教因有了丘处机,才有了道教全真道龙门派,道教随之得以中兴,开创了元朝时期道教的辉煌。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是全真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年,全真道迅猛传布,民众纷纷归向全真。丘处机掌教时期,正值宋金对峙,蒙古帝国南侵之际,政治格局巨变,局势错综复杂,作为全真道教主的丘处机便成为南宋、金朝、以及蒙古帝国争夺的重要人物。     

论陈法关于《周易》明人事的思想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代易学家均有讨论,且为解易者首要回答的问题。汉代易学家普遍认为《周易》为卜筮之书,魏王弼以玄学解易,重视阐发《周易》义理,批评汉易象数学,开启了以《周易》解人事之先河。宋以后,易学家关于《周易》性质的论点趋于公允,即认为《周易》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卜筮之书的形态存在,但后世之学易者应注重开发其明天道、人事之理。程颐、张载、朱熹、王夫之等即持此种观点。陈法继承了这一传统,明确指出《周易》为明人事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