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饮食与世情

小说中常以饮食来刻画人物。透过《儒林外史》中丰富的饮食描写,读者不但可以对饮食之人有直观生动的了解,更可由诸多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进一步觇见清初儒林之世情。书中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皆能依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论宫体诗的细化描写手法

本文在认同宫体诗之＂体＂在于一种特定文体特征而非题材特点的基础上,着重论述梁陈宫体诗人在对＂宫体＂表达效果的追求中对客体对象的细化描写。这样一种＂细化描写＂形成了宫体诗精妙传神、细腻深微的表达效果,但当对这种＂细化＂追求近于偏执时,则又带来了宫体诗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哲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与方法

本文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入手,从＂名与实＂、＂规定与描写＂、＂和谐与征服＂、＂暗示与明确＂几方面评价了中西翻译理论,主张在属于象形表意的汉语和属于拼音文字的西语间的翻译转换没有必要全盘引进,而应该中西合璧,采取描写多元的翻译研究方法。     

《金瓶梅》饮食习俗管窥

:《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饮食习俗事象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 ,书中广泛涉及到明代晚期的日常饮食惯制、筵席礼俗、节庆食俗、烹饪行业技艺习俗、饮食市场等多方面的内容。《金瓶梅》注重饮食习俗的描写 ,是与明代晚期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有关。《金瓶梅》饮食习俗的突出表现是它所反映出来的市井特征     

“描写”与日本近代小说的确立——再议田山花袋的《棉被》

以田山花袋1904年提出的＂露骨的描写＂和1907年发表的小说《棉被》为论述对象,重新确认了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与自然主义小说内容的关系,阐明了作为＂文言一致＂制度中一环的＂露骨的描写＂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大胆暴露,而是以语言构筑起另一个＂现实＂。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小说《棉被》的生成根源和流通过程,并借助＂风景＂的诞生过程阐明由口语文体及新的小说语言书写的《棉被》如何使＂被压抑的男性欲望＂这一心理成为可视化的＂现实＂。     

论“美眉”词义的文化变迁

＂美眉＂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揆诸古代文献典籍,＂美眉＂一词不用于女性,只用于描写特定男性人物外貌特征,如道家始祖老子、唐三藏法师玄奘之父等。女性＂眉＂文化虽源远流长,但不采＂美眉＂之说而用他词。＂美须眉＂承＂美眉＂之意,主要用于描写帝王将相的不凡之貌,也偶用于描写帝王身边的宠幸近臣等,＂须眉＂进而发展为男性代称。网络时代的到来,＂美眉＂一词由网络用语变成社交称谓语,但其词义自身的局限性又使其逐渐被＂美女＂一词所取代。     

“哭穷”之根源——论郁达夫小说

＂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是郁达夫早期作品的主题,自1923年创作《茑萝行》以来,郁达夫小说开始涉及＂生的苦闷＂的描写,在其小说中出现了＂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零余者＂的哀叹,于是＂哭穷＂成为他笔下另一类主题。而郁达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的个性因素则是造成他＂哭穷＂之根源。     

文化透视下的中西饮食差异

饮食与文化关系密切,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饮食文化。中西方国家在饮食观念、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等方面体现着巨大的差异。从文化角度对中西饮食差异进行探究,将有助于人们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化所赋予的中西饮食丰富独特的内涵,成功逾越＂中国式＂英语的桎梏,顺利流畅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现代汉语“得”字句研究综述

汉语语法界对＂得＂字句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均有较为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在句法结构层面上的研究基本达到了描写的充分性;生成语法领域对＂得＂字句的研究主要以＂得＂字的句法范畴为出发点,以解释的充分性为目标,对＂得＂字句的产生进行推导和诠释。     

关于“被自杀、被就业”等的语言学考察

继＂被自杀＂、＂被就业＂之后,一大批新兴的＂被＂组合相继出现。文章首先对＂被＂组合本身进行描写,然后与传统＂被（NP）VP＂结构进行对比,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对＂被＂组合及句法进行考察,并对新兴＂被＂字句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梳理,最后讨论了＂被＂组合中＂被＂的性质。     

从《灯》与《虎雏》看沈从文的人际交往关系

沈从文往往在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蕴含了深刻的人际交往内涵。《灯》与《虎雏》是沈从文的人际交往观念的大展览。这两篇小说沿袭了沈从文一贯的城乡对峙模式,通过书写来到城市的乡村军人与“我”以及与城市的交往,探讨城与乡不同地域对人的造化和影响,还探讨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困境。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悲剧性意蕴

由于社会、身世、性格、气质等原因,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性意蕴。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悲剧性意蕴突出体现为具有多种形式的悲剧,充满诗性的审美色彩。悲剧形式主要有四种:无知的悲剧;好梦难圆的悲剧;社会黑暗的悲剧;死亡的悲剧。而诗性则表现为温厚的牧歌情调和淡远的审美情趣。     

沈从文1940年代作品中的“神”

“神”在沈从文的文本中具有多种内涵,然而作为其思想核心范畴的“神”指的是宇宙本体和生命的终极状态。它不可分析、不可言说,是沈从文在对“美”的迷狂中借助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获得的天人相契的启示——“无言的教训”。沈从文思想中的“神”既是对于湘西神秘文化的继承和提升,也是以湘西神巫文化铸造民族品德的具体实践。     

水意象：解读沈从文心灵世界的一把钥匙

沈从文热至今方兴未艾,但如何通过沈从文笔下的文学世界来了解和把握真实的沈从文却仁者见仁。文章简要地分析了沈从文作品中的水意象,旨在寻找一种认识作者的路径,以便更好地了解作者,读懂他的作品。     

论《边城》和《长河》的思想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和《长河》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审美观念,改变了新文学偏重于知识分子自身题材的"由启蒙到革命"的狭窄性,把文学创作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由启蒙到民间"的新天地。文章通过分析这两部小说,以说明沈从文对文学史的艺术贡献。     

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前创作原因试探

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田园乡土小说标示着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艺术倾向,但从审美角度审视,后者是对小说现实功利因素的超越和对艺术本性的回归。文章在概括阐述两种乡土文学的基本社会背景及艺术特征之后,着重以沈从文早年生活和具体作品互训的方式,阐释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基本成因。     

"淡中有味,飘而不散"--汪曾祺小说的艺术魅力

汪曾祺是一位连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20世纪40年代师从沈从文,新时期发表大量作品,与废名、沈从文、阿成、贾平凹、何立伟等作家同属一脉。他的小说以疏散平和的观念、平淡的叙述方式、散文化的结构、简洁准确的语言和“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     

水作为文格和人格的象征——沈从文创作与水互渗互融关系的解析

沈从文的创作与"水"存有某种隐秘的同构关系。"水"是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也是解读沈氏小说思想内涵的重要符码。"水"作为作品的主体意象,实为作家柔韧与刚强和谐一体的双重人格写照,亦与其文格交汇合流和谐共生。     

《边城》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边城》与＂五四＂以后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剖析小说有着深层次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更多源自作家思维方式的不同。沈从文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他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西方小说因果的和逻辑的模式,而采用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注重感受和直觉体验的模式。《边城》将人与物、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之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湘西风俗画,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模式。     

沈从文小说尚"三"特征探析

沈从文小说具有突出的尚“三”特征。沈从文小说尚“三”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氛围营造、主题传达、情节安排等方面。尚“三”不是沈从文随意的创作习惯,它有着悠远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以“三”为法的民族无意识潜在支配的结果。探索沈从文小说的尚“三”特征,有利于深化对沈从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