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浅论中国古代的党争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朋党之争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秦汉以后几乎历朝皆有,其党祸之惨,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不能不令后世人们予以高度重视。自古以来,"朋党"经常被视为贬义词,与"朋党"沾上了边,总是不光彩的事。《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认为君子"群而不觉"。《荀子·臣道》中也说："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各,是篡臣者也"。所以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指南的封建皇帝最忌讳臣下结党。但是,对朋党问题也不宜一概贬斥,而应加以具体分析,正如欧阳修《朋党论》中所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推幸太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即问…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孟子思想对汉赋的影响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列儒家,并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作为儒士,孟子强烈要求"尚志"(《孟子·尽心上》,下引孟子语皆出自《孟子》)、任道,确立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公孙丑上》),并以此来担当重建以仁政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使命.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其抗礼王侯、批判时君上.《孟子》首篇《梁惠王》已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作为道与德的使者的孟子与作为势与位的化身的梁惠王等君王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孟子干说时君,亟亟以仁义为归,其中主要内容之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孔子“三畏”释诂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将“畏”字译注为“害怕”,未能准确地揭示孔子言论的内涵。实际上,上古“畏”字除表“惧怕”之外,还可表“敬畏”、“敬服”。《广雅·释诂》:“畏,敬也”,《坛韵》:“畏,心服也”。《后汉书·梁统列传》“吏人畏爱之”,同书《孝明八王列传》作“吏人敬爱之”。《汉书·孔光传》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颜师古注为“敬天之威”。“畏”常常与“敬”连文,如《管子·明法解》“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史记·鲁周公世家》“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我们认为,上引《季     

见利思义——孔子的义利观

谈到孔子的义利观,人们极易想到的,是他“罕言利”的态度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评论。尽管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还有许多,但有了这两条记录,余者就大多被遮蔽起来,并成为后人传承或判断孔子义利观的主要根据。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就立马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楚国的史书与史官

(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周礼·春官》和《礼记·玉藻》中可以看出,西周的记史和史官制度,比之殷商更趋完备.《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固曰:"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书.《墨子·明鬼》谓西周晚期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按年代顺序记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事迹的《乘》与《祷杌》,其性质与体裁同于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史记·十二诸     

孔子“小人”价值观述论

<正> “小人”价值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从经济、伦理和政治等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诸前辈与同好。(一)“小人”——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逸周书·文传篇引夏箴》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这是关于从事农业的“小人”的经济地位的较早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即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国语·齐语》及《管子·小匡》等典籍均并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但此时的“士”在经济地位上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一个等级,不属于“小人”范畴;而农、工、商则     

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的讨论

<正> 春秋时期,人们对“饮食—血气—道德”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道德起源问题的独特认识,而且实为以后孟子“气志之辨”和宋明理学“理气之辨”的滥觞。本文试就这些讨论作一述评。一、春秋时期对于“血气”的认识“血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的重要范畴。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也。”中国哲学和医学都把“血气”看作是生命有机体的基础和本质,这种认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国语·鲁语上》有这样的文字,“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这是“血气”一词较早见于史籍,血气在这里指决     

孟子的先天道德论

<正> 孟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先天道德论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了解他的全部思想脉络的一把钥匙。本文即着重探讨孟子的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评价问题。一、孟子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渊源孟子是儒家学派中“闲先圣之道”、“述仲尼之意”的大师。他非常推崇孔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他以孔子的直接继承人自居,其先天道德论思想正是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论衡》中由“之”字形成的一种特殊结构

<正> 在古汉语中,用"之"字把介宾结构同一个语言成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之"字结构.如: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粱惠王上》)对于这种特殊结构,不少语法书都谈到     

《论语》“生而知之者上也”章释解

《论语·季氏》载孔子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联系《论语》中的相关内容,结合孔子的思想,借鉴历代儒者的解读,可知"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分别指圣人、君子、小人和民;"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中的"之"之所指,也即认知的对象、内容是"仁"。至于"生而知之者,上也"等等,所涉及的决定人在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孔子未曾言及。     

浅析“殷之三仁”

《论语·微子篇》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也说:“又有微子,王子比干、箕子……皆贤人也。”从上引材料很明显的看出,孔子与孟子都把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称为“仁”和“贤人”。并对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上述记载,本文把孔子和孟子的说法概括为“殷之三仁”说。对这三个人由于受孔孟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都是褒之者多,而贬之者极少,基本上是被视为正面人物的。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具体分析这三个人,对笼统地把这三个人都视为正面人物的说法是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对这三个人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拟就对这个问题谈些     

先秦诸子的学术史研究及其特点

先秦诸子的学术史研究起步很晚。据现存的文献来看,最早研究先秦诸子学说的,是《庄子·天下》篇,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后期,上距春秋末年孔子首创私家之学——儒家学说,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随后,论述先秦诸子学说之作相继出现,如《荀子·非十二子》《天论》《解蔽》,《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等,这些篇章都具有总结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的性质。它们着重论述了孔子、墨子、老子、邓析、杨朱、列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申不害、子思,孟子、荀子、孙膑等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从学派看,上述诸子分属于儒、墨、道、名、法、兵诸家。就是说,先秦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论井田制度(续)

7.圭田 余夫之田 闲田余地《孟子·滕文公上》说: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周礼·地官·遂人》说: “余夫亦如之。”赵岐《孟子》注,释圭为絜(同洁)。焦循《孟子正义》提出异议。他说: “《说文·田部》云:‘畦:田五十亩曰畦。从田圭声。’段氏玉裁《说文解字注》     

孔子的君子人格

孔子依据二分法对"君子"与"小人"的划分,确定了"君子"、"小人"两种基本范型,赋予了"君子"以全新的道德内涵."君子"观念凸显出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逻辑,对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