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变迁实证分析

本文在村干部职务行为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村调查，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在免税前后的职务行为变迁，认为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在免税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后税费时代，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     

“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基层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其职务行为不仅是保证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多重理论基础,划分出“利村”与“利己”这两种村干部角色类型以及“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与“利己不利村”三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探讨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倾向影响,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验证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乡村治理结果产生的异质性。同时在对“利己不利村”这一职务行为倾向进行深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典型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村干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双方切实利益的村干部,由于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他们往往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由此提出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两点对策：一方面,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     

论社区在我国农村民主建设与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有两项基本政策措施:一是实行村民自治;二是免除农业税。这两项措施会产生两个负面结果:一是宗族势力的抬头;二是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缺失。通过发挥社区在农村民主建设与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能有效抑制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同时可以提高农民的以责任意识为核心的道德素质,使得农民积极支持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健康发展。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农村发展项目中的村干部能动行为分析——基于宁夏张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宁夏南部张村为案例研究地点,采取参与观察、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针对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发展项目干预过程,分析了村干部在不同阶段与村民、政府部门的互动.研究发现,村干部以“为村民着想”、“选择性翻译”的方式争取项目;以“咨询村民意见”、“召开村民会议”等方式使决策过程具有合法性,启动并实施了项目;利用“混合的公私关系”成立合作社并实现了从政治精英向经济精英的角色拓展.整个过程中,村干部都在多元利益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并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     

农业税的免除并不等于乡村政治稳定——湖北省Y县乡村走访感悟

免除农业税,是广大农民欢呼雀跃的事情,也是乡村干部翘首企盼的改革。无疑,于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让农民休养生息,提升政府形象,免除农业税其功不可没。也正如此,自农村税费改革伊始至农业税的全免, 不少人即断言:免除了农业税,乡村政治稳定就会有序、有理,令乡村干部头痛的上访也会销声匿迹。然而, 笔者于2006年春节在湖北省Y县的乡村走访,深深感悟到农业税的免除并不等于乡村政治稳定。其理由有四点:     

村干部考核体系创新研究

村干部所做的工作有12项,考虑到其本身的素质,从19个方面对村干部进行考核。每项指标的权重是根据对村民和村干部的调查确定的。建议由村民代表给村干部打分,然后根据权重计算总分。依据每个村干部的得分,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可准确客观地考核和评价村干部,并以此作为奖惩村干部的重要依据。     

村干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角色与行为特征——对40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的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40个村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发现在选举中村干部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对选举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分析村干部对选举的心态入手,通过对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途径、方式的分析,揭示其角色与行为特征。此外,还分析了选举对村干部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指出尽管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事实证明,村民直选对村干部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选举作为村干部的一种约束机制,它能促进村干部进行必要的自我调适。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何种角色?谁之利益?——兼与龚春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文商榷

村干部作为处于国家与社会互动交互点上的一个群体,其身份与角色往往被视作"代理人"。龚春明教授在反思现有村干部角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分析框架,基于实地调查案例论述了村干部"何以精致"以及"如何利己",突出强调村干部群体为己谋利的现象,并进一步阐释了精致利己下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一分析框架侧重于村干部自利的一面,却忽视了乡村社会的人情、面子、社会关系等地方性要素。整体来看,村干部更应被视作一种多元"摇摆"角色,"摇摆"特征又具体表现为村干部的立场选择往往因事而异。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后农业税时代"村级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的村级治理在村级组织的日常运转、村干部职能的转换、干群关系和村民的参与意识方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直面挑战,国家应该在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理顺乡村关系,限制公权过大,激发农民的民主意识,从而促进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现象研究

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是党中央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大战略。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的实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持续存在的流失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大学生村干部从大学校园走向基层农村,面临着从城市的大学生向农村的最基层干部的角色转变,角色能否成功转变,是影响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有效解决大学生村干部流失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按"城乡税制统一"原则改革我国农业税制

本文从分析我国农业税的属性和现状入手,剖析了我国现行农业税存在的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借鉴比较国外农业税制,提出了按照"城乡税制统一"原则改变城乡有别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税制一体化的创新思路。建议国家在宣布取消农业税的同时,明确农业适用于工商税制,并依法对农民免税。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角色身份与绰号：基于“最美村官”的案例分析

为解释优秀村干部的角色身份与绰号的关系,采用以案例分析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对2013-2014年两届CCTV"最美村官"公开媒体资料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发现：（1）村干部因其个人禀赋、工作能力、组织身份、业绩表现等获得来自村民或社会其他群体的绰号,而且,每个村干部可能同时获得两个及以上种类的绰号;（2）这些绰号大体可以归为五类：脾气、个性类,品行、德性类,行为、特殊事件类,财产、职业类,学识、技能类;（3）村干部绰号与身份建构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绰号是村干部村内身份建构的结果与形象化标识,而且,绰号可以通过对身份的反馈机制而强化身份认同所具有的内在激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