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人权理念、人权保障与人权教育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提出在实践这一重大思想体系中,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系建设是建构在＂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人权理念价值基础上的新概理念,逐步致力完善人权保障制度构建,并进一步提出加强人权教育是实现上述人权理念和人权保障制度构建的关键。     

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与中国人权教育的开展

建立普遍的人权文化,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许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肩负的使命。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也具有重要的道义、法律和文化基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应当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并借助其他必要措施,促进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人权需要信仰——对人权教育的一点思考

中国当前的人权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权情感与信仰的培养与人权知识的积累不成比例。人权要真正实现它对人类的价值,必须首先被人类所信仰。人权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应当借助于人们的情感体验,重视仪式的作用,唤起人们敬仰人权的直觉,突出人权教育的情感激发和习惯养成。渗透式、养成式、参与式的人权教育是培养人权情感与人权信仰的有效方式。大学的人权法教育既需要注重人权知识的普及,又需要注重人权观念的形成,并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问题紧密结合,而国家是人权教育的责任主体。     

我国人权教育问题探讨

人权教育不仅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促进人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关系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价值走向。当前我国人权教育存在着学校教育中人权内容安排比较少,缺乏人权教育资料等不足。人权教育的目标在于人权意识和人权知识的普及,这就要求今后通过深化人权理论研究、编写人权教育资料、在普法过程中推进人权教育、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和媒体等途径来加强人权教育,从而提升人权意识,促进人权实现。     

毛泽东农村教育改革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毛泽东的农村教育改革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农村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农民,必须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办学形式多样化,文化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让受教育者生动活泼地发展等几个方面,对我们今天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农村教学改革思想,优先办好农村教育,全力推进农村教学综合改革和课程改革,开创农村教育工作新局面。     

论农村教育改革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教育改革,而农村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索,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务求实效。     

高校人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高校人权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权教育的学科地位偏低、渗透方式有限、开展人权教育的大学偏少、接受人权教育的学生不多、授课老师学科背景多元化、课程形式与内容五花八门、人权教育的方法比较单一、人权教育的义务主体缺失、人权教育中人权信仰缺乏等方面。要改进这些问题,应当提高对高校人权教育的认识、发挥国家在高校人权教育中的作用、加强人权教育的学科建设与夯实高校人权教育的信仰基础     

高校人权教育性质探析

高校人权教育是我国人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高校人权教育的性质,不仅有利于找准高校人权教育的定位,明确高校人权教育的目标,进而推动高校人权教育,而且对全社会的人权教育的开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高校人权教育既有一般人权教育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本文将从高校人权.     

中国会计教育改革的新视角:建构主义教育

知识革命给现代教育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挑战,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教育变革实践指明方向.基于建构主义的中国会计教育改革,可以培养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复杂的结构不良性问题的高级会计人才.     

人权教育纳入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体系探论

在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中，以融入课程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人权教育，是未来现代化公民必备的素养。将人权教育纳入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十分必要，也是可行的。人权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与我国现行国民教育方针具有一致性，其指标体系也是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备素质能力。人权教育的方式方法正确施行，可以与我国现行中小学教育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建立人权教育纳入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体系的保障机制，一要政策推动，二要统筹规划，三要财政投入，四要考核评估。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地流转响应:预期偏离与逻辑阐释

农地所有权归属集体以来,产权拆分及农民产权份额的扩大和强化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然而,理论上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却在农地流转的推动成效方面呈现时段上的异质性。随着时间的演进,改革对农地流转的正面作用渐衰,甚至表现出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为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偏差,聚焦改革路径的形成逻辑,重点阐述了改革历程及改革对农地配置的影响成效,提炼出改革成效不足的系统性成因。研究认为,产权理论的引入为确定改革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改革经验为决策层延续产权赋予式改革提升了信心,规模经营路线的确立加强了坚持并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后,农地产权制度朝着扩大集体成员权能的方向不断推进,却在现阶段表现出抑制农地流转并冲击农地承包权稳定性的负面影响。〖JP2〗对此,构建了涵盖政策有效性、农地多功能性以及中央决策层认知调整在内的解释框架。认为在追求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导向下,扩大集体成员的土地权能并不可取,增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作用并以社会保障弥补农户对农地的非生产性寄托是关键。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制度模糊性下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两方面存在模糊性,正式规则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有意性模糊和两种形式的产权公共域,实施特征的模糊性则表现在渐进式实施和选择性实施两个方面。已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由模糊到清晰的逻辑,主要沿着不断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和逐步增强地权稳定性两条主线逐步展开。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需要坚持产权逐步清晰化路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合理细分土地产权;以土地财产权实现为重点,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切入点,逐步提高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强度。     

认真对待少数人权利——人权话语下的考量

25年前,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命题;25年后,权利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与真问题。少数人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其权利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与重视。但是由于理论上的缺失和实践上的背离,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仍然面临困境。基于人权的普遍性和平等理论,认真对待少数人权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     

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

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权问题一直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外延从国内管辖之事务走向国际化。人权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权方面的国际宣言、决议、公约的制订和通过,使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是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三是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权组织。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 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贯彻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同时又要反对以
人权
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行为。     

古典人权理论的体系说

古典人权理论认为,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在内容上,人权是指以自由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在本原上则有先验论与经验论两个分支;其实质强调人权的对抗性;在人权与法律关系方面则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基于皖西某村的实证研究

乡土社会、现行法律制度不合理因素、农民法律认知水平低等因素影响了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在安徽西部某村适用的效果,使得该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与制度之间呈现诸多背离,与发达地区相比,该地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要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规模化,需要从农村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现行的制度设计,从农村改革“顶层设计”的高度来考虑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化、资本化,使之成为农民可以用多种方式处分并获取收益的财产;二是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使之成为自由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