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

《墨子》质木无文,“言多不辩”,在散文史上有什么地位可言呢?有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倘作如是观,《墨子》自有其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     

凌濛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

凌濛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王枝忠列宁的下面这段话常被人们引用：“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２卷《评经济浪漫主义》）这确乎是历史地唯物地评断历史人物功过的根...     

林纾与新文化运动

林经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颇为复杂的人物。这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曾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对他的评价却历来是毁多誉少,“反动文人”的帽子一直戴在他的头上。这种用简单的方法分析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顾及全人,认真考察他们比其前辈有否创新。根据这一观点,本文拟就林经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科学的进步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是学术界近年来颇为关切的一个课题。虽则大家无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有着若干可借鉴和参考之处,然而具体的阐述说明却是见仁见智,分歧甚大。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能离开从总体上把握住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科学进步的关系这个立足点。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必须强调,这段话同样应该成为     

“融古铸今” 艺术新探——对鲁迅《故事新编》的一种理解

融古铸今,是鲁迅《故事新编》的突出特点,也是作家在这部创作中的伟大开拓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这当然也适用于对历史上的文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因此,围绕融古铸今特点,认识和阐发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提供了哪些符合他的时代要求的新的内客和形式,也可以说是真正理解和正确阐释这部作品,从而给它以恰当历史评价的关键问题和根本任务。 那么,《故事新编》“新”在哪里?     

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旧的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而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怎样看待洋务运动呢?洋务运动究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进步运动,还是逆潮流而动,阻碍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反动运动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浓照马列主义的标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那么,洋务运动是否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东西呢?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其主要方面作些论析。     

论辛亥革命诗歌的历史新质和美学品格

辛亥革命的诗坛没有留下史诗式的宏篇巨制,也没有出现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但在1911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时代的风云际会熔铸进诗歌的历史和美学的内涵,仍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着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地位。一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我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家早就注意到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样一种美     

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对胡适这个人,当然是应当持否定态度的;但这主要是针对他在政治上投靠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而言。至于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胡适的作用则不宜一笔抹煞。胡适是一个曾经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作用的人物,他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的《水浒》考证,就对《水浒》研究和学术发展起过有益的作用。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决不可因人废言: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本文拟就下列几个方面尝试着对胡适的《水浒》考证重作评价,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批评与争论。     

宋代思想家对中国伦理思想的贡献

宋代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宋代伦理思想的研究,总的来说,存在着一种“否定过多”的倾向,即对其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精粹部分,没有能够加以充分的肯定。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思想家们的许多伦理道德思想,往往同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和维护封建制度的纲常论结合在一起,即精华与糟粕合为一体,不容易分辨;另一方面,也是同我们思想上的一些形而上学观念以及“左”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对于宋代思想家们的“心”、“理”等论述,常常被视为是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主观唯心论或客观唯心论,并由此而被看作是神秘主义,是形而上学的闭门思过等等,从而否定了宋代思想家们在伦理道德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     

史家修养和史学反思

<正> (一) 注重史家修养,是历代著名史家相当关切的一个问题。他们把史家自身修养的好坏视为能否认识客观历史的关键,因而在他们史学反思工作中,同时也包含着对史家修养的反思,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反思。刘知几相当重视史家主体意识的培养问题,他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便体     

“重写历史”刍议

此文认为历史学是史实的客观性和史家的主观表述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所有的史学成果都带有主观性，相对性，没有一种历史学是终极的历史认识，历史被不断地重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史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沿续几十年的历史学“定本”中找不到他们所关怀的问题的答案。史家应顺应时代的需要，承担起“重写历史”的使命回应社会转型对史学改革的呼唤。重写历史的关键是重构历史理论，重新审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新的历史观念编写新的历史著作     

开放——史学的出路

就目前史学界的情况来看,科研队伍发展之迅速,研究成果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同其他学科的蓬勃发展相比,史学界还显得气氛沉闷步履迟缓,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和节奏很不合拍。这种情况引起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忧虑。近来经常听到“史学面临挑战”、“史学的危机”,“史学向何处去”的议论,说明史学工作者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对历史研究进行反思,表现了他们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隐喻型的章学诚和转喻型的戴震

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比喻类型作为区分史家的依据.以此为启发,从章学诚和戴震各自的一个早年回忆入手,可得出一个推论:章学诚的“语言—思维”习惯带有隐喻型的特点,而戴震则可以说是转喻型的.这个差异,是他们两人分歧的原始根源.这个推论既符合了以往研究的一些共识,也能为乾嘉学术研究史上一些争论提供新的思路.     

略论秦汉之际的儒法合流和统一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秦始皇和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两个封建帝王。历代史家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都有不少被永远载入史册的作为,为我们民族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虽然都“略输文采”,却都注意控制思想上的指导权来巩固和加强政治上的统治权。     

前后蜀的枢密使

枢密使出现于唐末,到宋代已成为与宰相地位相当的专掌全国军政的最高官员。为了探讨枢密使及其官署——枢密院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必要对前后蜀枢密使制度作一番考察。由于封建史家认为五代是“干戈贼乱之世,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的时代,“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加上封建史家往往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对周边十国的历史极不重视,对其典章制度的纂述尤为疏阔。因此,我们只能依据支离破碎的史料,进行初步探讨。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哲学思考

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联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把“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重大问题,提     

“直接社会化”与社会历史分期和产权变革——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之二)

一、社会历史的分期与关于“直接社会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即从马克思本人的最基本的观点展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3卷第31页)同时“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永葆党员先进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集中概括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的鲜明内涵,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特征,为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因此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     

科场上的幸运儿,官场上的失落者——赵观文

状元始称于唐。殿试第一名谓之状元;但因当时取士不多,时有泛指所有的新科进士为状元。宋代状元主要指进士科第一名;有时也用于称呼第二、三名。元代以后状元只限于称呼殿试一甲的第一名。历史上我国到底出了多少状元,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说,自隋代大业三年至清代光绪三十年(公元607-1904年)实行科举制度的近一千三百年中,全国出了近六百名状元。其中广西仅占十一名。这同中原和江、浙各省相比,显然是少多了。但同边远地区比则不算太少,起码比滇、黔、粤省多些。这是难能可贵的。历史上广西的这十一位状元,虽然抱负不同,境遇各异;但在封建的腐败黑暗科场中,他们可堪称之为光明磊落,名副其实的骄子,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其中,宜山的冯京,则是宋代三个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一个,临桂的陈继昌,则是光绪年间连中三元的文魁。也是我国最后的一个状元。在我国历史上的十三个三元人物中,广西占了两个,这就相当的了不起。我们编写这十一个状元的生平事迹作系列刊载,目的不是复旧,而是了解历史;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吸取有养份的东西;激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建设广西,振兴中华。